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2)
说毛泽东的这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战略应完全归因于小时读中国古代小说过程中产生的困惑和“醒悟”，或许言过其实；但说这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战略发源于小时读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大概不无道理。事实上，对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何种阶级身份，毛泽东一直很敏感。1944年1月9日夜，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当夜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了这封著名的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当毛泽在信中对“旧文学旧艺术”严厉指责时，小时读旧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一定又在脑中闪过。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上海开展大讲革命故事活动的情况汇报上，给其时的北京市委彭真和刘仁写了这样一封信：“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这就是毛泽东在正式发动“文革”前对文学艺术做出的两个著名批示中的第一个。所谓“‘死人’统治着”，也是指主人公仍是过去时代的人物，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这种情况也的确以戏剧为甚。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还“收效甚微”；而这里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指对从事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改造”。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现有作家，毛泽东对他们有很大的保留。他认为他们主要接受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又与工人农民的生活脱节。------他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经过种种办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把作家思想改造、转移立足点、长期深入工农兵生活，作为解决文艺新方向的关键问题提出。即使如此，毛泽东对他们能否胜任这一任务仍持怀疑态度。因此，他把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特别是从工人、农民中发现、培养作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他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鼓舞他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4）喝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狼奶”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感情”能否最终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毛泽东是深为怀疑的。要建立为新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新的文学和新的文化，只有靠从娘胎里就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根正苗红”的“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和“战士作家”。我在课堂上讲到这个问题时，说那个时代的“作家”中，有人是在文化水平还处于半文盲的状态下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的，有许多字不会写，有时就画个符号代替，学生听了满脸疑惑，很难相信这是实情。后来，我找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再版的高玉宝的《高玉宝》。此书也算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名著”，其中的《半夜鸡叫》曾长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我上中学时就学过，可谓曾家喻户晓。《高玉宝》初版于1955年，1972年出版的是修改本，作者在《再版后记》中写道：“首长不仅鼓励我为革命而写作，提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并且具体地指导我怎样写作。为了克服文化低的困难，许多同志都主动帮助我认字学文化。从此，我就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抓紧时间学文化、写书。不会写的字，我就画符号代替。”我把这段话念给学生听，学生才相信“竟有此事”，但对为什么会有此种现象发生，仍然难以理解。
从文盲和半文盲的工人、农民、士兵中培养作家，技术上的问题即便有办法解决，也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这些原本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出身于工农家庭的人，一旦成为“作家”、尤其是成为“著名作家”后，就有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蜕化变质”的危险，就有抛弃“无产阶级思想感情”而“变修”的危险。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整风”，就是随时把这些原本“根正苗红”的人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扼杀在萌芽状态。毛泽东之所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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