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引者注：指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当然，这已成为历史。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相会，他们之间会是合作多于分歧，还是分歧多于合作？现实实难预料。不过，到眼下为止，两人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是明摆着的：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以“肃反”的名义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时，毛泽东认为他是一个血腥味极浓的人物。
当张国焘了解到毛泽东的战法时，就认为他是陷入了“游击主义”的泥坑。
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在北川、茂县、理县一带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成立了“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时，毛泽东说：“这又是张国焘的创造发明。”
当张国焘得知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时，他认为遵义会议不合法，决定应该修改。
……
尽管如此，命运又将要把他们拉到一起。
毛泽东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张国焘自认为自己应该是共产党的领袖。的确，张国焘属于党内的元老派，他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还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1931年3月中旬，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来到鄂豫皖苏区，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沈泽民与陈昌浩。从此，张国焘开始了他的五年游击生涯。
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第四次大规模进攻面前，最终撤出这片血肉相濡的土地，不得不作开发川北新苏区的千里之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辗转来到巴山蜀水，一切又得从头做起。终于又开辟出一片新的苏区。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入川之后不久，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红四方面军采取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在长达10个月的艰苦战斗中，红四方面军以付出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换取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使川陕苏区空前扩大。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至营山、渠县，北迄陕南的镇巴、西乡、宁强，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此时，红四方面军已从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余人发展到4个军、8万余人，成为红军中一支强大的劲旅。
张国焘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撤出瑞金的消息，他就开始意识到中央红军处境不利，后来他听说中央红军北上四川西北部，估计到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定会被拖得精疲力竭，而他的部队却养精蓄锐，兵强马壮。因而，他在动员一切力量，迎接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到来。同时，他也在想，你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红军失败了往外逃，肯定是中央的路线错了。而我的部队却越来越强大，证明我的路线是对的，现在到了我挽救红军的时候了。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张国焘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便挥师西渡嘉陵江。
在渡江准备过程中，他就对陈昌浩说：“其实，策应一方面军，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行动。”这言外之意便是他要乘此机会来挽救一方面军。这在他看来确实是一个战略行动。
作为中共元老的张国焘，当他意识到中央红军是因为失败而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的时候，产生“挽救”中央红军的想法是必然的。然而，挽救党和红军的使命已经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担负起来了，并结束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党和红军的命运已经开始出现转机。一旦会面，张国焘将如何面对这一切？此时，张国焘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想到了要实现自己的“挽救”使命。
暗渡陈仓(2)
毛泽东呢？
毛泽东也是中共的元老，参与了党的创建工作，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他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张国焘，虽然他没有到过莫斯科，更没有见过列宁，但他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只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他的主张无法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如果他一直领导着中央红军，也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历史没有“如果”，毛泽东只能受命于危难之中。目前他率领的这支军队，是他从生死线上拉出来的，已经是“骨瘦如柴”。
毛泽东举目远眺，那夹金山顶上的千年积雪，使他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他意识到，红军不仅面临着蒋介石的追剿，也面临着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因为红军就要翻越这座雪山。他默默地摇了摇头。是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也是不得已而选择了这条北上的路。
想到北上，想到两军会师在即，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张国焘将如何面对这种反差？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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