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努力中，我们欢迎而且希望任何一国和所有各国给予关切和援助。如果联合国及其官员或者它的114个成员国之中任何一国的官员能通过行动或语言、通过私下的或公开的活动，使我们接近于体面的和平，那么他们都会得到我们美国的支持和感谢。
我已指示我国驻联合国大使戈德堡今天返回纽约，立即向秘书长吴丹递交我写的信，请求动用联合国的所有人力物力和巨大威望，来寻找办法在越南制止侵略和实现和平。
几个星期前，我在旧金山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因为我们并不谋求摧毁任何一个政府，也不要别人一寸领土。但我们坚持而且永远坚持让南越人民有选择的权利，通过在南越或整个越南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他们的政府不应是用武力或恐怖强加于他们的，只要我们能阻止，就决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第六章 大炮与黄油(7)
我再补充谈一点个人意见。我并不认为将我们的青春花朵，我们的优秀青年，送上战场，是轻松的事……我想我也知道他们的母亲会怎样哭泣，他们的亲人会多么悲伤。
这正是你们的总统最痛苦、最揪心的职责。再说说别的事。当我年轻时，贫穷还十分普遍，屡见不鲜。教育是你要奋斗才能得到的东西，水恰如生命一样珍贵。我投身于公共生活已35年，30多年了，每一年我都见过一些好人，一些明智的领导人，努力争取把我国的幸福带给我们所有的人。
如今我是总统。现在我有机会帮助每一个孩子受到教育，帮助每一个黑人和每一个美国公民得到平等的机会，让每一个家庭有像样的住房，让病人得到医疗，让老人得到尊严。
正像我以前就说过的，这是我为之奋斗的事，是我自从童年时代起毕生所希望的东西，我不希望看到这些梦想以及这么多的人这么多年来的希望如今淹没到残酷战争的浪费性破坏之中。我要尽我力所能及，不让它发生。
但是作为一名现实的公仆，我也知道，只要有一些心怀仇恨进行破坏的人，我们就必须有勇气进行抵抗，否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所建设的一切，我们所希望建设的一切，我们自由梦想的一切——这一切的一切都会被投掷到征服的洪流之中。
所以不能让它发生。我们将站立在越南……
第三部分 和平
第七章 将军绕开战争(1)
格兰特在古巴危机时做出的决定，使美国避免了卷入又一场血腥的战争。
尤利塞斯·格兰特与古巴
1869年4月末，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一艘纵帆船，“格雷普肖特号”，驶离纽约港。船上有两位乘客，一位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查尔斯·斯皮克曼，一位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艾伯特·韦思。两人都是要去牙买加做宁静的短期逗留。韦思才20岁，他希望加勒比海的热带空气会有助于他增强体质。两人都以为这将是一次平安无事的南下航行。
可是，“格雷普肖特号”离港几小时以后，在纽约湾开阔的海面上，接起了另一艘小船上的人。斯皮克曼和韦思看见上船来的是一大批武装人员，他们上船显然是经过“格雷普肖特号”船员同意的。这两个美国人紧张起来了。这些武装人员为什么不在港内登船?斯皮克曼要求送他上岸。他说他有妻子和孩子，希望再见到他们。船员劝他放心，说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船继续朝南航行。
这两个美国人为了探听一下这批新上船者的来历，注意听了他们的谈话。两人猜想的，是同一件事。纽约报纸大量报道了古巴发生反对西班牙统治者的起义的消息。逃亡到美国的古巴有钱人正在组织远征队，给起义者输送武器和战士。这些做法违背了美国的法律，所以，登上“格雷普肖特号”的武装人员才在船已离港之后再上来。
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古巴起义者，但只是隔海相望发发议论而已。在自己安全的起居室里高谈阔论那些高尚的自由战士如何在棕榈成荫的海滩上和热带的月光之下跟可恨的西班牙人拼斗，那是容易的。可是斯皮克曼和韦思已远离自己的起居室，而且大概已经在读报中了解到不少情形。这时对他们来说，古巴已是梦魇。
当时，古巴岛甘蔗种植园里大约有50万非洲人当奴隶，许多起义者正是刚逃脱奴役的奴隶，砍刀是他们惟一的武器。有些来自刚果的人还有刀尖浇上毒汁的匕首。他们当然敌不过西班牙人的枪炮，只有隐蔽在林木茂密的内陆，不时钻出来放火焚烧房舍和庄稼，给那些忠于西班牙统治的人制造恐怖。据说他们抓到西班牙士兵，就将其活活吊死在慢火堆上。
西班牙人则是十分残酷地对待造反的人。他们抓到起义者就是“通常的背后四枪”，或是施以“铁环绞刑”，把铁环套在脖子上不断拧紧，直到受刑者咽气。他们宣布凡是无正当理由离开种植园的男人一律枪毙，凡是不悬挂白旗的房屋一律焚毁。有一次哈瓦那一剧院演出中唱起一首造反的歌，西班牙人就屠杀了剧院内所有的观众。
“格雷普肖特号”继续南航时，斯皮克曼和韦思看清了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帮人若是到牙买加度假，绝对不会携带4000枝枪和两门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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