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对中情局要求得这么急，是很有道理的。正如一位助手所说，“这个绝密(计划)已是像圣诞节一样人人皆知了。”头年10月，古巴外交部长就公开谴责美国在危地马拉训练古巴流亡者准备进攻古巴。美国《民族》杂志在11月发表社论，标题就是《我们在训练古巴游击队吗?》。到了1961年1月，《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危地马拉营地情况，标题是《美国在危地马拉秘密陆空基地帮助训练反卡斯特罗部队》。同一个月，《时代》周刊也惊人准确地叙述了这一行动的筹备情形。肯尼迪对这些媒体泄密现象感到惊愕。“我简直不相信我是在读报……卡斯特罗用不着特务情报，只要读我们的报刊就够了，一目了然。”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3)
遵照总统的指示，比斯尔于3月15日向肯尼迪汇报了中情局的第三个计划。这一行动的代号为“萨帕塔行动”，全部符合总统提出的保密要求。入侵地点在古巴岛西南部一处海湾，科奇诺斯湾，即猪湾。那里人烟比较稀少，僻静，海滩平缓，便于夜间顺利登陆。美国将给古巴流亡者提供老式的海军快艇，将他们从危地马拉运送到猪湾并供应弹药。卡斯特罗有一支规模很小的空军，所以比斯尔计划在登陆前几天提供空中支援，压制卡斯特罗的空军。为了不显出美国的参与，比斯尔建议使用老式的曾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B-26轰炸机，这种飞机是古巴流亡者能从公开市场上买到的东西。
比斯尔向肯尼迪说明了“萨帕塔行动”计划，似乎该考虑的事全都考虑到了。总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安排在4个星期之内开始实施预先的空袭，但总统保留了提前24小时取消行动计划的权利。
计划定下来了，古巴流亡者在危地马拉加紧了训练。这支代号为“2506旅”的部队的骨干分子，包括“旅长”佩佩·圣罗曼，都曾在巴蒂斯塔手下干过，跟卡斯特罗打过仗。也有一批新人，是中情局为了扩大队伍而从流亡者中间招募来的平民。大部分是古巴人，但还有很少的美国人，他们大都是20岁上下，对现实感到幻灭，想冒险捞外快。他们相信中情局的说法，即古巴民众很快会起义推翻卡斯特罗，仗主要是古巴人自己去打，而卡斯特罗的军队又“毫无进攻作战经验”，因此这些美国人对作战行动掉以轻心，只贪图享乐。其中一人给家人的信中说，他大部分时间是泡游泳池，喝啤酒，有意思的是，喝的是古巴啤酒。
在华盛顿，距离“萨帕塔行动”预定开始时间仅两周时，肯尼迪总统收到了著名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写的长达4000字的备忘录。这使得他重新思考自己批准“萨帕塔行动”是否妥当。富布赖特当时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他强烈反对由于政治原因而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指出，美国的参与是无法掩盖的；倘若入侵遇到了抵抗，或者未能引起一场反对卡斯特罗的民众起义，那时美国就会被迫公开使用武力支援入侵。他说，假如我们走到那一地步，即便是找到文字上的合法借口，也仍然会毁掉我们30年来为稳定拉丁美洲局势所做的工作。富布赖特建议总统最好是寻求一种外交解决方案。
在中情局的行动计划和富布赖特主张的外交解决方案这二者之间，肯尼迪举棋不定，于是请富布赖特到白宫，当面向总统及其顾问们陈述他的意见。这时离预定的开始空袭的日期只有10天了。富布赖特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为什么反对向古巴动武。他发言完毕坐下后，全场鸦雀无声。总统问大家：“你们意见如何?行还是不行?”没有人回答。除了肯尼迪焦急地用指头敲击桌面的声音以外，会场静悄悄的。最后，一位自从罗斯福时代起一直在对外政策班子里工作的人打破了沉寂，他说：“跟卡斯特罗的对抗只是早晚的事，所以……我主张动手干吧!”有了这位长者带头，顾问们才纷纷表示赞成采取行动。
亚瑟·施莱辛格是肯尼迪的多年好友，这时担任肯尼迪的特别顾问，他在会上一言未发，会后急忙写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了总统，指出中情局的计划只有在集中对付古巴而不管别的地方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但考虑到整个西半球和其余地区时，反对这一决策的理由就开始显得有力了。”他指出美国的参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引起的反响将是严重的。世界各地对美国新政府的好感本来在上升，但一实施对古巴的入侵，好感就会消失。施莱辛格直率地指出：“这一行动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肯尼迪这时感到左右为难。距离“萨帕塔行动”的预定开始日期只有一个星期了，杜勒斯看到总统拿不定主意，就施加更大的压力。他告诉总统，若取消入侵计划，就还会有一个善后处理问题，需要把那些人从危地马拉接出来，转移到美国，他们就会到处乱逛，到处宣扬他们在危地马拉干了些什么。他还表示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气概，说不能让人看到美国胆小怕事。肯尼迪不希望让人记住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竟然不能把艾森豪威尔留下的计划贯彻实施。因此，他决定采纳杜勒斯这位有经验的中情局长的意见，而把富布赖特、施莱辛格和国务院的意见撇到一边。他决心批准“萨帕塔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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