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来一直比较消沉的谶纬迷信，在清代中叶以后突然异常活跃，出现在下层民众中。
乾隆中叶，浙江鄞县吴家山村的农民搞到一本《五公经》，此书中的隐诲谶语，预言朝代兴替，宣扬明王复兴，自称是星宿下凡，组织武装起义。
晚清，有不少人以谶纬作预测。据《劫余灰录》记载：“《推背图》、《盘陀经》《万年歌》皆谶纬之书，例禁甚严。昔见黄叶道人与天台老僧之偈，悉历朝治乱之事，有云：‘金陵称福地，淮水作渔阳，从此干戈起，钱塘作战场，相持十二月，空靡百万粮。’此盘陀经也。至发逆伪苏福省，浙中丞王有龄绝粮殉难，则无一不验矣。又云：‘甲子乱如麻，人人不在家，弓长空努力，木子例生叉。男子充军役，婆娘浪里花。兔走江南定，池塘处处蛙。’亦验于后。弓长谓张国梁殉溃兵之难也。木子者，李少卿之开城，伪忠李秀成之占居，李抚军之克复，一例叉而事，未战一仗也。”这是把太平天国的兴衰附会到古代的预测书中。
民国初年成书的《新燕语》叙述“京师谶纬之言”云：“近有一道人，自言能知未来事，语人曰：‘都城平列三城门，东曰崇文。崇文者，应明崇祯帝，以文臣贪黩亡国之验。西曰宣武者，乃清宣统帝，以武臣革命亡国之验。中曰正阳者，以中华民国正用阳历代满清而起之验也。”按：这类谶纬的随意性很大，有的术士把正阳门表示元朝至正年灭亡，而不是释为民国代清。用三个门的名字来说朝代兴衰，完全是望文生义，主观的附会。
《新燕语》叙述“京师谶纬之言”云：“辛亥十月，革军正盛时，天津童谣云：‘红棍打老鼋，铜子换制钱，若要世太平，还须一两年。’后又有一谣，与此文小有异同。解者曰：红棍者，元代末年南方红军革元之命者，故云打老鼋。铜子者，清帝宣统，上继同治，而方在冲龄。换制钱改换民国之阳文币制也。……吾国每逢国家将亡及有大乱发生之时，往往有此，而李淳风之推背图，刘青田之烧饼歌，黄蘖禅师之汉中语录，意至畅销于南方者，亦此类也。”天下每有变动，必有征兆，谶谣即是一种征兆。它反映了民情和民心。
晚清政局动荡，人们思想不安，有人作谶语，预测皇帝的在位时间。枕梓在《避寇日记》同治元年二月初七日记载：“大清历世传有‘木立斗世共中，之谣，木者十八，谓顺治也。立者六一，谓康熙也。斗者十三，谓雍正也；世者二卅，谓乾隆也。共者甘六少一，谓嘉庆也。中者横甘加作卅，谓道光也。惟字不得其解。去年咸丰升遐，亦无人能解之者。朱星河从宁波来，云已得解人矣，其木旁者谓十八月也，其字，谓口外又一年则了也，咸丰于庚申年八月蒙尘北狞，不复回跸，至辛酉七月崩于热河，则口外又一年了，其确解也。”“木”代表顺治在位十年；“立”代表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斗”代表雍正在位十三年；“世”代表乾隆在位60年，“共”代表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中”代表道光在位三十年；“”代表咸丰于十年八月（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一年后死去。
四 方士的预测观(2)
这套预测看起来很神秘，实际上是术士们用隐秘的测字方法，附会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又托之于前人。作为一种舆论，它神化了方术，刻意说明清朝的兴衰是天命决定的。
（二）扶乩预测
近代下层民众经常采用扶乩预测。扶乩是一种方术，伪托神的感应，在沙盘上显示笔迹，由乩者解释征兆。
扶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请紫姑”。紫姑神在刘宋时就已有传闻，宋代以来很流行扶乩，这大约与举子预测科场有关。元末用于预测国事。如元末流行乩语：“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六又记载说：“至元十三年（1276），江南初内附，民间盛传武当山真武降笔，书长短句曰西江月者，镀刻于纸，黄纸模印贴壁间，其词曰：九九乾坤已完定，清明节候开花，米田天下乱如麻，直待龙蛇继马。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当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乩语中“米田”、“古月”言番人胡人，九九八十一代指元代在立国八十一年后已面临危机。
清代特别流行扶乩。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四《漆阳消夏录》四指出扶乩手法“盖亦借人之精神始能运动，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去凶，亦待人而灵耳”。扶乩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现，把人的愿望和猜测通过乩语反映出来。
晚清庚子事变之前，乩语满天飞，把人心搅得惶惶不安。
义和团的坛谕就是乩语，尽是诡秘的预言。如关帝坛谕推测天有十愁：“一愁天下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江南大荒乱，六愁人死多一半，七愁义和拳人弱，八愁洋人直隶闹，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吃。”这些乩语的内容反映了民众的担忧和愿望。
仲芳氏的《庚子记事》载有义和团乩语：“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免，善者方留，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这是庚子年春季在北京流行的乩语，后来果然在夏秋季发生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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