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三条各有利弊又有缺陷的方案，与其相关的翁文灏、胡顿、魏敦瑞等中美双方人士一直举旗不定。时间一天天过去，“北京人”何去何从的问题越发显得突出和刻不容缓。
1941年4月，新生代研究室主任魏敦瑞要离开北平撤往美国，翁文灏得此消息，致电胡顿与魏敦瑞本人，请对方按他此前提出的第三条方案转移“北京人”，并由魏敦瑞携带出境。尽管这个决策违背了协议规定，但除此之外又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
翁文灏的设想遭到了胡顿的反对，他在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
极度精明的魏敦瑞对这一决定同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以为，如果把这批化石作为我的行李运往国外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华北均为日本人控制之中，万一北京人被海关查出，就会遭到扣留。再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如此危险的时候运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国，是否妥当也应慎重考虑。所以，我认为最保险、最合适的方法，还是把化石放在原处，也就是说要牢牢地把它锁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在目前来说这种做法是较明智的。”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2)
1934年3月15日，“北京人”研究的第一位科学家步达生，在他的实验室里研究周口店出土遗物时不幸去世，这位世界一流的古人类研究者的接班人一时成为难题。经丁文江建议，成立了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目的是选择步达生的接班人。最后国际委员会一致同意由美国科学家魏敦瑞为继承人。于是魏被任命为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继续从事周口店出土遗物的研究。
面对这样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以及与“北京人”有直接关系的负责人的意见，翁文灏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高层不得不再作慎重考虑。恰在这时，重庆政府和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复电，不同意“北京人”化石运出国外，如果情况没有更大的变化，化石仍存放新生代研究室。
尽管魏氏拒绝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并提出了暂留北平的建议，而这个建议又与重庆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不谋而合，但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北平的紧张状况，使他预感到“北京人”很可能在劫难逃。这一轰动世界的人类宝贵的财富，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遭到丧心病狂者的毁灭。于是，他极富远见地将中国助手胡承志叫来，严肃而略带忧伤地说道：“我有一种预感，也许在不久的日子，我们将失去曾经倾注过大量心血和热情的这些宝贵的化石，并难以完整地寻回。而面对这个不测的预感，我们又无能为力去改变它。唯一可做弥补的是，现在你立即将北京人头骨化石做成里外都有的脑壳模型，然后寄给我。当然，我知道做这样的模型很费精力和时间，但你必须这样做，直到非停止不可的那一天。为了‘北京人’及我的研究事业，感谢你所给予的最后一次合作与帮助。我在那边等候你的佳音。”
4月21日，魏敦瑞向北京科学界的朋友作最后告别，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106室的告别会上，魏氏以极其复杂的情感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道：“感谢各位前辈和朋友对我来华工作期间所给予的热情帮助与合作。在我来华工作的6年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现在，我就要离开各位亲密的朋友，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相信不远的将来，我还会重返这个美丽的国度，同大家一起工作……”魏敦瑞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最后竟讲不下去了。他侧过身，抬起衣袖想掩饰那双发红发烫的眼睛,但泪水还是悄然溢了出来……
如果说步达生在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中，显示出了卓绝的成就和洞察力。那么，魏敦瑞的研究则表明了一个德国人的精湛技艺。魏氏于1873年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的家庭，1899年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1928年任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人类学教授，1934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1935年来华接替步达生研究“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并担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之职。他在古人类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少有其它民族的科学家与之匹敌。尤其是在华期间发表的关于“北京人”的科学研究论文，其严谨的结构、流畅的文笔、完美准确的叙述，充分显示了德国科学的优秀特征。这批论文不仅是人类学论著的杰作，也是一切科学论著的典范。在中国科学界看来，魏氏发表其辉煌论著的以前或以后，没有任何一种用欧洲语言撰写的关于人类化石的研究报告可与他的“北京人”的专著相提并论。
魏敦瑞撤离北京后，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源源不断地寄去的“北京人”头骨模型。有必要提及的是，魏氏在离华前对“北京人”命运的担忧和预感，不久便成为极富悲剧色彩的丢失事实，而日后寻找这稀世珍宝的一切努力都接踵失败了。值得慰藉的是，魏敦瑞这位聪明而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在“北京人”丢失之前和之后撰写的多篇研究报告仍在人世，根据他的指令做出的“北京人”模型已抵达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这一人类至宝丢失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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