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因湘军崛起的湖南地方精英，纷纷出任封疆大吏，以曾国藩模式掌握地方大权。所谓“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全国总督计有八人，同治二年湘军将领任总督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九人任七缺。“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清廷不承认湘淮军为国家经制军队，湘淮军作为地方基层社会的私军勇营，军饷自筹。又因战事所需，清廷被迫允许其以厘金、票盐等形式就地筹款，自行支配。无形中，从湘淮军领袖到督抚大员的地方精英，手中掌握了财政大权，加之所辖苏、皖、赣三省富甲全国，军队乃至“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成为五脏俱全、拥有独立军事、财政、后勤系统，甚至学校、兵工厂的可以分权割据的力量。
湘淮军领袖凭实力进入中央津要，左右政局，打破了清入关以来满清贵族忌防汉人、独揽大权的一统天下。尽管曾国藩及其继任者并未割据分权，但他们手中掌控的政权、军权、财权却逐渐形成了“重地方、轻中央”的政治格局，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历史发展，为其后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埋下了种子。
“兵为将有”之制(1)
曾国藩成就事功之基础在于拥有私属武装——湘军。早在创办湘军之前，他便明确提出国家经制军队八旗军、绿营军已不可用，必须另立新军：“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涤荡其肠胃？恐岳王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
曾国藩的湘军以营为单位，营下设哨。湘军一营编制计五百人，首领为营官。
营官亲兵分为六队，每队设什长一名、亲兵十名、伙勇二名。六队分别是：一队劈山炮，二队刀矛，三队劈山炮，四队刀矛，五队小枪，六队刀矛。亲兵卫队共计七十二名。除亲兵队外，营下分立前后左右四哨。哨的首领为哨官，有护勇五名、伙勇一名。每哨下设八队，每队设什长一名、伙房一名。八队分别是：一队抬枪，二队刀矛，三队小枪，四队刀矛，五队抬枪，六队刀矛，七队小枪，八队刀矛。其中，抬枪队设正勇十二名，合什长、伙勇共计十四名。刀矛队、小枪队设正勇十名，合什长、伙房共计十二名。这样，每哨计一百零八人。一营含四哨，计有兵丁四百三十二人。
除兵士外，湘军还设有长夫之制。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用长夫四十八名。搬运子药、火绳及一切军装等项，共用长夫三十名。亲兵卫队中每劈山炮队用长夫三名，每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六队共长夫十四名。拔营远行时，营官另拨长夫，帮抬劈山炮。哨官拥有长夫四名，四哨共计十六名。每抬枪队用长夫三名，每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四哨抬枪八队，共长夫二十四名；刀矛、小枪二十四队，共长夫四十八名。这样，一营中设有长夫一百八十名，计每百人用长夫三十六名。随着湘军日益壮大，许多贫苦农民见参军有利可图，纷纷愿意加入。曾国藩惟恐长夫数量过于膨胀，而生腐败弊端，又规定其人数只许减少，不许增多。凡带百人者，用长夫不得超过三十六名；凡带千人者，用长夫不得超过三百六十名。
军用物资方面，曾国藩亲定“帐棚之制”。规定：营官、帮办、书记、军火等，共用夹帐棚八架，单帐棚二架。哨官、哨长、护勇，共夹帐棚一架、单帐棚二架，前后左右四哨相同。亲兵每队夹帐棚一架、单帐棚一架，六队相同。正勇每队单帐棚二架，三十二队相同。每营合计夹帐棚十八架，单帐棚八十架。
饷金军费开支是八旗、绿营腐败的主要来源。曾国藩规范了湘军将士的薪金，具体如下：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哨官每员日给银三钱；哨长每名日给银二钱；什长每名日给银一钱六分；亲兵、护勇每名日给银一钱五分；正勇每名日给银一钱四分；伙勇每名日给银一钱一分；长夫每名日给银一钱。营官每月办公经费银一百五十两，凡帮办及管账目军装书记、医生、工匠、薪粮，并置办旗帜号补等费均包括在内，听营官酌用。这样，湘军每营大月支银二千八百九十二两二钱；小月支银二千八百零二两四钱六分。对于新募勇、夫，曾国藩区别对待，实行“小口粮制度”。规定：每名每日给小口粮钱一百文。练习成军后带至大营，上宪派员点名后再行起支大口粮。为保障湘军将士战斗的积极性，曾国藩亦制定恤赏制度：凡阵亡者恤银三十两；受伤头等者赏银十五两，二等赏银十两，三等赏银五两，致残者另加。曾国藩深知军饷开支于军队建设之重要意义，反复强调“军中浪费，最忌官员太多，夫价太多”。自湘军创立之初，曾国藩便“立定限制”，规定：嗣后“无论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千八百两；凡统万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万八千两”。
曾国藩随后又制定颁行《马队营制》，规定：
一营十哨，每哨官给马一匹。一哨马勇二十四名，每名给马一匹。营官亲兵八名，每名给马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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