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作战地点之一——四川省安县观音梁子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甘当地的红军会师并重组红一方面军，将原来的红一、三军团缩编为一个军团。采用哪个番号，成为涉及到部队感情的大难题。已担任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认为，为了保存朱毛从井冈山起亲自创建的部队的旗帜，还是用红一军团的番号，而撤销自己领导创建的红三军团番号，三军团剩下的四个团都并入一军团。这体现了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
【点评】雷霆之威赤子之心
彭德怀是从普通士兵一步步走上元帅之位的典型。他出身苦难家庭，从小养成了刚强的性格，脾气也有些暴躁。他因家贫无出路投奔湘军当兵，以战功升为团长，又因憎恨旧军队黑暗而找到共产党。
彭德怀一生性情耿直，嫉恶如仇，虽然得罪过一些人，却深受绝大多数指战员拥戴。陈赓大将曾评价彭德怀说：“他可算是我党我军内头号正直的人。”他表现出的高尚品格，长久地受到人们怀念。他在斗争异常艰难的长征中先后担任军团、方面军和全军的指挥员，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其功绩也永远与长征的辉煌同在。
第三部分 会议之迷
第一章 经受考验(1)
——长征路上“边走边议”之谜
翻开长征的史册，人们会看到中共中央在万里征途中召开过一个又一个会议，如今保存下来的红军长征遗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年的会议旧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当年中共中央随红一方面军远征二万里，沿途的一次次会议使中国革命的航线绕过了险滩，最终驶入通向胜利的正途。这些会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领导的英明，同时也是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
苏区不开会，毛泽东很难发表意见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起，便确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以党内会议决定大政方针。从1921年至1927年间，党内就召开过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党中央长期隐蔽在上海法租界中，秘密领导全国的白区地下党和苏区的红军。
在严重白色恐怖下集中领导人开会非常不易，中央会议明显减少。1931年发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事件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生存环境恶化，主要领导人陆续转移到农村革命根据地。1933年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也潜行进入江西瑞金。这样，当时国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除了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余的人都会集到了中央苏区。
尽管中央领导成员大都汇聚到瑞金，总负责人却缺乏民主作风，在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后就很少召开党中央会议。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又盲目听从洋顾问李德的指挥。当时毛泽东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很难发表自己的意见。
博古
遭受重大损失后逐渐转为集体决策
1934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前，对撤出根据地这样的大事，中央政治局居然没有开会研究过，多数领导人在红军出发前才得知此事。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准备出发时只有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小会，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这种带有很大盲目性的个人专断，导致战略决策严重脱离战争实际，使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了惨重损失。
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的一个半月间，临时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在途中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也不听取他人意见，一意孤行，让部队带着大量坛坛罐罐缓慢地近乎直线前进，根本无法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
12月上旬突破湘江后，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在此红军接近覆没边缘的危急关头，博古痛心疾首却又一筹莫展，李德则威信扫地而遭中央负责人群起反对，周恩来就此负起主要领导之责。此时，毛泽东为挽救红军提出一系列意见，周恩来认真听取并召集大家共同研究。据当事者回忆，晚间中央纵队行军到达宿营地后，中央政治局成员就经常提着马灯聚集到一起开会，共同研讨对策。
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入贵州。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决定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进入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定。重大方针改由党内会议研究决定之后，红军面临的危局马上得到缓解，这也为随后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半个月的休整期促成了遵义会议
通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受到严重损失的教训，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拥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这类临时举行的“飞行会议”，原先的错误领导逐步得到纠正。此时中央大多数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全面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并最终树立正确的领导。但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期，成为召开会议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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