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个人来说，不论他属于哪一种文化，心灵的要素就是一种内在神话中的神。宙斯是对于外在的奥林波斯山而言的，νουs（努斯）是对于内在世界而言的，每个希腊人全都知道他拥有的这种东西，是其他心灵要素的加冕之王。“上帝”是对于我们而言的，上帝作为广袤的世界、宇宙的大能、永远在场的创造者和提供者，也就是“意志”——从世界的空间到心灵的想象空间都有所反映，且必然是作为一个实际的在场被感觉到。与麻葛文化的小宇宙中的二元论、与罗阿克（ruach）和尼斐施（nephesh）、普纽玛和灵魂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大宇宙中的上帝和魔鬼的对立——对波斯人来说是奥尔穆兹德（Ormuzd）和阿赫利曼（Ahriman），对犹太人来说是雅赫维（Yahwe）和别西卜（Beelzebub），对穆罕默德的信徒来说是安拉（Allah）和埃不里斯（Eblis）——简而言之，是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的对立。并且请进一步注意，在西方的世界感中，这些对立的双方是怎么样联结在一起的。意志的出现，要依据“理性”与“意志”之间谁是第一性的哥特式斗争的情形而定，当其成为精神一神论的中心时，魔鬼的形象就会从实际世界中消失。在巴罗克时代，外部世界的泛神论也直接导致了内在世界的泛神论；作为“世界”之反题的“上帝”这个词总是——不论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形中如何受到干扰——确切地意指着与心灵相关的“意志”一词所指谓的含义，也就是：影响着处在其领域内的一切的力量。我们的思想一当为了科学而抛弃了宗教，我们就在物理学和心理学中获得了双重的概念神话。“力”、“质量”、“意志”、“情绪”这些概念，都不是依据于客观的经验而是依据于一种生命情感而生的。而达尔文主义不过是这种情感的一个特别肤浅的表述。希腊人就不会像我们的生物学这样在一种绝对按部就班的活动的意义上使用“自然”这个词。“上帝的意志”对于我们是一个累赘的修饰——上帝（或如有人说的：“自然”）不过就是意志。文艺复兴以后，上帝的概念摆脱了旧的感觉的和个人的特征（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近乎是数学的概念），逐渐地变得与无限空间的概念同一了，并在变得这样的时候变成了超越性的世界意志。因此，在1700年左右的时候，绘画不得不让位于器乐——这唯一的艺术最终必能明确地表达我们对于上帝的感受。请考虑一下与此相反的荷马的神的情形。宙斯被特别强调不具有支配世界的全部权力，而只是“primus inter pares”（同类中的最先者），是众实体中的一个实体，这是阿波罗式的世界感使然。盲目的必然性，古典意识的宇宙秩序中所固有的阿南克，决不依宙斯而定；相反，是神从属于阿南克。埃斯库罗斯在《普罗米修斯》的一个有力的段落中很率直地说到了这一点，甚至于在荷马那里，就能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例如在“众神的争吵”那一节，在宙斯拿起命运的天平——不是为了决定而是为了获悉赫克托尔的命运——的那个关键段落里。因此，古典心灵及其各个部分和它的属性，只是把自己想象为居住着几个小神的奥林波斯山，并且，让这些部分相互保持和平和和谐，此乃是希腊人的σωφροσυνη（克制）和αταραξια（镇定）的生命伦理的理想。有许多哲学家通过称心灵中最高级的部分即νουs（努斯）为宙斯主神来表达过这种联系。亚里士多德赋予了他的神灵以独特的θεωρια（思）即沉思的功能，这也是第欧根尼的理想——这是一种完全成熟的静力学的生命，与我们的18世纪的理想中那同等成熟的动力学的生命正好相反。
因此，心灵意象中被称作“意志”的谜一般的某物，或者说第三向度的激情，是巴罗克时期十分特殊的创造物，就像油画的透视法、近代物理学的力的观念和器乐的音调世界一样。在每一情形中，哥特时期就已经预示了这些理智化的世纪最终趋于完满的东西。在这里，我们试图考虑与所有其他生命的特色（cast）相矛盾的浮士德式的生命的特色，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要牢牢地立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意志、空间、力、上帝这些重要的词汇，是以浮士德式的情感的内涵为支撑，且充满了这种内涵，它们是一些象征，是维系伟大的和同源的形式世界——这些东西就在这一形式世界中表现自身——的有效框架。迄今为止，一直有人相信，在这些方面，他们所牢牢掌握的是一系列的永恒事实，是事实本身，它们迟早会被批判性的研究的方法认真地看待、“认识”和证明的。自然科学的这一幻觉，心理学也有份。但是，认为这些“普遍有效”的基本原理仅仅属于巴罗克风格的理解和领会，认为它们作为表现形式只具有暂时的意义，并认为它们只对西方类型的才智之士是“真实的”，这些观点改变了那些科学的整个意义，使我们觉得它们不仅是系统的认知的主题，而且在更高意义上也是观相研究的对象。
巴罗克建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开始于米开朗基罗用动力学的要素即力和体量取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构造学要素即支撑和负重的时候。布鲁内莱斯基在佛罗伦萨修建的帕齐礼拜堂表现了一个开阔敞亮的组合，而维尼奥拉在罗马修建的耶稣堂（Gesù）的正立面则是变成了石头的意志。那一新的风格因其教会的形式而被命名为“耶稣会”教堂，而实际上，在维尼奥拉和札柯摩·德拉·波尔塔（Giacomo Della Porta）的成就与代表着教会纯粹而抽象的意志的伊格那提乌斯·罗耀拉修会的创造之间，确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如同在那一修会的不可见的运作和无限的范围与积分和赋格曲的艺术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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