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晚上
我不想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我很少把时间用来阅读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总觉得这和一个汉堡正派商人的职业协调不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教育的缺陷”最终令人难堪地表现出来时,我便开始时常从“女性”书目中选出这本或那本书来,以弥补我知识上的缺陷,当然我首先不免左顾右盼,确定不会被人发现。但是不知是谁听到了风声——女士们已经发现了一切,她们面带沉静的微笑对我们的过失并不理会,对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台历背面的那些格言警句变得越来越美好。某些特别有诗意的东西在我不知不觉、因而也就没有提出非议的情况下,被塞进了我的每日笔记本里,塞进去的纸条常常还露出点边。今天又有一张纸条摆放在了我的面前:
生 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生命。
死亡吓不住我们——
每一个沉寂
都萌发出生命的
意志。
我们切齿痛恨
虚伪、半途而废。
我们真切热爱
自由、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父辈和大地的神圣遗产
这个生命,人民和国家的造化。
我将这张纸条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而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面前。如果生命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读起这些来便有特别肃穆的感觉——谢谢你,妻子!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先生打算乘车去上海,这种想法值得称道。但是我不相信他能顺利通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他带一份电报到上海,电文如下:
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本电文签署人和当地办事处的全体职员到12月14日晚上9时为止一切都好。请通知 D.拉贝夫人(天津,马场道136号)和柏林的施莱格尔先生。
拉贝
我刚刚得到消息,德丁先生已经返回,上海之行没有任何结果。遗憾!
12月15日
上午10时,日本海军少尉关口来访,他向我们转达了海军“势多”号炮舰舰长和舰队军官的问候。我们把致日本军最高司令官的信函副本交给了他。
11时,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来访,我们同他商谈了我们工作计划的细节。福田先生明白,尽快使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恢复正常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日本当局的利益。有关这一点,我们,或者说我,可以向他提供帮助。韩先生和我对这3个地方的情况非常了解,我相信我们能够让工程师和工人们将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日军司令部)我又遇见了福田。在拜访当时的指挥官时,他作为翻译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由于昨天,也就是12月14日,我们没能和日军指挥官取得联系,因此为了澄清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问题,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宁海路5号1937年12月15日致福田德康先生日本大使馆参赞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震惊。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力争做到安全区没有中国军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这方面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有数百名中国军人接近并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出于绝望)请求我们帮助。委员会明确地告诉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但是我们同时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放下武器,放弃对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宽待。那天晚上,由于匆忙和混乱,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装,委员会未能将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同中国平民区分开来。
委员会当然认为,这些中国士兵,一旦验明身份,根据法律就应当被看作是战俘,但是同时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国平民。
此外,委员会还希望,日军能够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予这些过去的士兵以宽大处理。战俘适合充当劳工,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能够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顺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作为对这封信和12月14日我们给指挥官信函的回答,我们现在收到了指挥官以纪要的形式给予的回复,回复由福田先生翻译,纪要如下:
与日军参谋部参谋长在南京(交通银行)的会晤纪要1937年12月15日,中午翻译:福田先生
委员会出席成员:
约翰·拉贝先生,主席斯迈思博士先生,秘书施佩林先生,总稽查
(前面提到的12月14日和15日两封函件经过福田先生的翻译,递交给了指挥官。指挥官此次会晤是要对此表态,而不是要回答问题。)
1.在城内搜索中国士兵。
2.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日本岗哨。
3.居民应尽快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
4.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您交给日军办理,您可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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