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过42 年，他的妻子现在又回到上海来了。
和中西方子在一起的三位男士中，身材较矮的老人叫汪敬远。42 年前，他是汪精卫汉奸政府的“特任官”；精通日语，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特别宠信他。那位瘦弱的小老头叫倪之骥，日语也很好；42 年前，是“特别调查班”里的骨干人物。最后那位瘦高的老人叫钱志行。42 年前，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尾崎庄太郎和白井行幸，为了安排他的活动，不知费了多少脑筋。
他们这几个人，此时此刻聚在一起，来到这四川路汉口路上干什么呢？追本朔源，事情还得从42 年前的1941 年说起。
第一章神秘的东京来电
1941 年，是世界战争风云急剧变幻的一年，也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殊死搏斗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东西呼应，互相配合，气焰嚣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希特勒的纳粹军队在遮夭蔽日的飞机群狂轰滥炸之后，接着是大炮，大炮之后是坦克，坦克之后紧跟着步兵，没多少日子便横扫了欧洲大陆。然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入侵苏联，兵分三路，直指莫斯科。
消息传到那个自称是“日出之国”的首都东京时，军国主义的头目们欣喜若狂，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调兵遣将，加速实施南进国策，准备向美、英、荷兰不宣而战。
他们作梦也没料到，在这年的10 月中旬，正当东京街头的扩音器反复播放《军舰进行曲》等军乐曲、狂热的好战分子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嚣招摇过市的时候，突然爆出了一条震惊全球的所谓“共产国际谍报团案”的大新闻。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苏联战略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他的公开身份是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大使奥特的密友和亲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他的公开身份是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及其智囊团的主要成员。单凭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人们就不难想象他们可以收集到多么不容置疑的绝密情报——纳粹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以及日本决定的国策不是北进而是南进的战略方案等等。这就使受东西夹击威胁的反法西斯主力苏联的统帅部得以从容地迎战，并从东线抽调大批兵力增援西线，拒敌于莫斯科城下，为改变世界战争局势的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佐案”的爆发，使当时日本帝国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集团借机逼迫近卫内阁倒台，把近卫文麿强行送进了贵族医院，由东条英机亲自组成一个更加露骨的战争内阁。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虽然被东条下令绞死了，但他们的功劳却永载史册，被誉为反法西斯英雄当之无愧，西方也一致公认他们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最成功的间谍”。
不少记载二战资料的史书在谈到这位苏联英雄佐尔格的事迹时，都认为：“佐尔格是在他认为在日本已经没有值得刺探的情报正准备回国的时候被捕的。”
这说法有其准确的一面，那是指佐尔格取得的情报已经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使命而言的。
但是，从太平洋战争的实施方案而言，这说法也有其颇不准确的一面。当时，战争实施方案还在日本帝国最高决策层之间运筹之中。佐尔格被捕时，他还没完全掌握日本南进战略行动的确切情报，以及50 天后爆发的偷袭珍珠港的绝密阴谋，因为这个绝密阴谋仅只掌握在天皇和极少数几个重臣手中。
这个绝密阴谋被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视为大东亚圣战胜败在此一举的关键，视为日本帝国的天机。天机当然是“万万不能泄露”的。一旦泄露，帝国必遭灭顶之灾。
日本人把间谍活动叫“谋略”。这倒有点实在，间谍和反间谍活动都要用“谋”。负责审讯佐尔格的高桥兴助发现，佐尔格为首的“兰瑞”小组有苏联人、日本人、美国人、波兰人、朝鲜人、南斯拉夫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就是没有中国人。“奇怪！”
对此，高桥百思不解。
对中国蒋介石的“蓝衣社”，他是有所了解的，知道他们弄不出佐尔格式的“谋略”来。但是中共呢？
“他们会不会派出他们的佐尔格式人物在日本或其他什么地方弄‘谋略’”？
高桥心中没有底，想着想着便害怕起来。他后悔以前对中共太轻视，对他们知之太少“按常理说，作为警视厅特高课司法警察官，他应该具备这方面的常识。但是无论开战前和开战后，警视厅都没有对中共的这方面下过功夫，只对日本共产党施行过几次严厉镇压；并且，长期以来便有一种空气笼罩在警视厅各课室，好像淮若涉问中共，不被嘲为幼稚，便被斥为“恐共病”。真荒唐。
高桥为此向佐尔格提问，为使提问合乎逻辑，还补充说：“你不是在上海住过几年吗？上海是有名的中共的巢穴。”
佐尔格说：“你不能把所有与我接触过的人，包括你们已经逮捕的一些人，都说成是我的同志。你要打消你的怪念头，你以为我的情报是别人提供的吗？不，我的情报来自德国驻日本大使馆，都是在外交活动中你们无意间透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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