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哪来的？”
“东京。”“东京？快给我。”
“难道不道谢一声吗？”
“噢，谢谢，谢谢。”
“道谢是用这样冰冷的口气吗？”
“好了好了，给我吧，谢谢啦。”
“难道不应该陪我们出去走走，或者用点实际行动向我们表示谢意吗？”
“好吧，依你说，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是吗？很简单，现在去向嫂嫂道声歉。”
“我并没有伤害她。道歉什么？快给我吧。”
“不，这几天，你进出家门，连声招呼都不跟她打，难道她得罪你了呀？”
“好了好了，我最近很忙，有不周到的地方请你们多多原谅，我会给她道歉的，快给我吧，求求你了。”中西功无可奈何地说。
“说话算话，否则下次绝对不给你。”
“算话算话。”中西功深深鞠躬，惠子这才把电报交给他。他急忙拆开电报封套，抽出电文看，三个字赫然跃入眼帘：——“向西去”发报人姓名：——“白川次郎”他握着电文纸发呆了。
“怎么了？”惠子见状不解地轻声问。“没有什么，”他掩饰地应付：“是公务方面的事，很难办，你让我冷静地想一想。”惠子出门去后，书房里又只他一个人了。他紧蹙着眉头思索这“向西去”
三个字的实际所指，他心里明白，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到此，我们得把中西功另一方面的情况，再作简要介绍：在中共高层特殊部门，有关他的档案记载着的是：“中西功，1931 年4 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 年5 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看着电报不由地轻声自问：出了什么意外？这发报人是谁？从电报口气看，发报人很着急，竟如此不容犹豫。像是大喊一声的警报。他自然地想到了尾崎秀实。是他发现了于我不利的情况，给我发的报？他强制自己冷静，但是心却跳得更厉害了。他深思：我若就此“向西去”了，会有什么后果？到了“西边”以后，能作些什么？当然，不怕从头作起，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及在上海方便，特别在上海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和拿到各种别处根本接触不到的重要情报。应该找人商量一下，事情来得这么急。在上海，能够立刻找来商量的，只有一个人——“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只有他，看到这“向西去”三个字，会明白是什么意思。
程和生，广东人，中等身材，方额长脸，机智的眼睛透露着诚实和热情。眉字宽阔，常戴一付金丝边眼镜。他不多说话，但是做事严肃认真。少年时跟随哥哥到青岛读书。“七七事变”后，参加青岛郊区学生抗日游击队。不久转到上海，参加江南抗日游击队。1939 年秋天，调来上海情报系统工作，担任上海情报科负责人老吴同中西功之间的联络员，1941 年夏天，“满铁”上海办事处受“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委托，调查重庆抗战力量。中西功根据办事处的命令，接手承办此项调查，公开“雇用”了程和生和倪之骥两人当助手，在虹口西华德路的大利庄公寓内办公。今年6 月，日本军宪兵部队接管了公共租界黄浦滩路的交通银行。经中西功活动，得到宪兵队许可，他们迁到了交通银行二楼办公，发展了几个人，成立了“特别调查班”，由程和生当班长。然后又安排了程维达等几个共产党员共十多人进了这个“调查班”。
和中西功联络之初，程和生对于一个日本人帮助中国抗日，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所以，只按照纪律，准时准地和中西功见面，接到情报就走，一句话也没有。后来被“雇用”组织“特别调查班”，和中西功公开接触了，当然不能当扎嘴葫芦。要听中西功布置对“蓝衣社”的调查，要和中西功研究在“特别调查班”里安插党员，要帮助中西功对汪精卫汉奸的“调查统计部”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时间长了，他发现，中西功完全像个中国人一样地在为抗日熬费心血，便对他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尊敬。只是有一个无法填补的缺陷，就是不能公开地喊他“中西同志”，即使背后两人在一起也不行，只能称他“先生”。此时他才感觉到“同志”一词的深刻含意，在根据地，男女老少一律互相称同志，不觉得有多大份量，现在切切实实体会到了。
尊敬常是产生感情的基础和土壤。感情这东西，一旦产生了，便很难掩藏。于是，他们的谈话便多起来。程和生很想了解一些有关日本的情况。他对日本国，耳朵里早熟悉，在地图上也常见，还和日本兵交手打过仗，说来不算陌生。可是，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里的人们怎么生活的？日本兵为什么这么凶残？既然入侵中国肯定要失败，天皇不想想后果吗？如此等等问题，他都想向中西功请教个明白。
有一天，他们两人按规定在法国公园碰过头之后，趁天色尚早，便边散步边闲聊起来。
“先生，日本字好学吗？”
“很好学，如果学会讲话，学字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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