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份“国宝”转赠给日寇及其宠儿汪精卫手里了。关押对象，当然还是共产党人为主。只是掌大权的又平添了个太上皇——日本鬼子。对于审讯、判刑、关押等全要呈请大日本警宪裁夺。
他被推进南监，“过”字监一间牢房里。这里已有17 个人，都在，默默地侧耳倾听楼上地板的“叮咚”响声。像是有人在打架，又有用日本话的谩骂声。
“你是什么罪？”一个强壮的中年汉子问郑百千。
“不知道。”他沉着脸答。
汉子点了一下头，同时向他略竖了一下拇指，嘴角冒出一个笑：“好样的。”
他还不大懂，这汉子的动作、表情和这“好样的”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便轻声反问：“你呢？”
“一样的，我们都是。”汉子向牢房里人们横扫一指，继续说：“一般刑事犯不送这里。”
“噢，楼上在干什么？”
“拷问。”
过了一会，楼上不响了，两个狱卒，一左一右搀扶着一个青年从他们牢房门前踉跄走过。那青年，头发散乱，鼻孔滴血，衣裤水湿，沾满尘土，经过他们的牢房走向里面不见了。那汉子愤愤地“哼”了一声，说道：“是中国人，就没有孬种。”
当天晚上他被安置在靠门边睡。难友们说：“你新来，睡这里。”是什么道理，他没心问，门边同样闷热，蚊子多，好像它们飞进来专找睡在门口的叮咬。他脱下衣服反穿，用衣领蒙住脸，也不抵用。
第二天，他没吃早饭，吃不下那种难闻的菜汤和糙米馊糟。饭后不久，忽听狱卒在外高叫：
“汪敬远！”
“汪敬远！”
片刻，又是昨天那两个狱卒架着那个青年从他牢房门口走过。不久，楼上又响起了用日语大声争辩的怒吼。其间不断夹着“噼啪”的耳光声和沉重的脚踢声。
郑百千好奇地问已经和他说过话的那粗壮汉子：“受审的是个什么人？”
“什么人？中国人！”
“怎么尽说日本话？”
“那是他会说日本话。”
“好像是他在骂他们，他一边骂，他们一边打，他骂得越狠，打得越狠，打得越狠，他也骂得越狠似的。”
“十多天了，天天如此，这样下去，他们会把他打成残废的！”
直到吃午饭，两个狱卒又架着汪敬远从他们牢房门口走过。他看这个汪敬远，已不像人样了。
这汪敬远是何许人也？他不知道，就像那个“神秘女史”一样，是个“神秘青年”无疑。
下午，一个狱卒出现在他牢房门外，大吼一声：“郑百千！”像一声炸雷，把他吓了一跳。但是很快就平定下来了，他知道这是轮到他上场了，是金是铜，就看这一锤子了！
铁门打开，他跟着狱卒上楼，边走边摸自己瘦骨嶙峋的两肋，不知能不能经得起一顿毒打。因为他心定的那个不见于经传的“主义”，注定要挨打。他把那“主义”叫做“不承认主义”，原则是：不知道张明达和邱麟祥是何许人，更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即令张明达站在对面，也要笑嘻嘻的说：“我不认识他呀！”也不知道邱麟祥住哪里，是何许人。同样，即使邱麟祥当面指他为共产党，是他的联络人，也要瞪大眼，奇怪的笑着，反问他：“你是谁呀？”
因为和他发生党关系的只有这两个人。
其次，一定要使审讯者相信，捕捉他是错了，方法是“软”。别像那个汪敬远那样和他们对骂，弄僵就不好收场了。其次要“冤”，要申明他对捕他完全不明就里，冤枉。第三要“远”，与党无关的，可以跟他们扯，扯得越远越好。与党有关的，在远处便给他们关上门。
孰料，“大日本”审讯官根本不问他这些，刚进门，脚未站稳，还没看清房里几个人，便有两名打手扑上他来，扭胳膊反剪起他，左右耳光一齐打，左右两脚一齐踢。刹那间他的眼便肿得睁不开，看不见人影了。只觉得两脸两腿麻木无知觉，好像不再是他的脸和腿了。
他被踩倒在地板上，蝉噪般耳呜声里听得一个模糊的声音：
“你的，同党，张明达，邱麟祥的，地址，快快的说！”
他摇摇头。心里暗想，他们怎么知道张明达和邱麟祥这两个人的名字的？但是挨打这一关是熬受过去了。看来，自己也不比那个汪敬远差。其实他哪里知道，这只是个下马威，“小菜”一碟。
第二次的开打，可叫这位书生长见识了，他明显地感觉到有一条很细很细的软蛇一样的东西在他背上一口一口的撕咬他的肉，他咬紧牙，稳坐不动。他自己都奇怪，哪来的这般忍受力？
“你的，快快的说！”
他又摇摇头，他知道，现在根本不必作那些什么软啦、冤啦、远啦的把戏了，只有拼死坚持自己的“不承认主义”一条路。这很容易做到，那就是：把心一横，就不疼了。
郑百千失踪了，急坏了他的老父亲，几天没有信息，翻遍家中箱柜，不见他留下一张纸条，老人心中窃喜：“竖子也许去投共党了？”秘密托人打听，结果说是“因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捕了”。老先生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酸甜苦辣地老泪纵横，最伤心的莫过于冤枉了儿子，未能力儿子助一臂之力！夜里偷偷告诉老伴，二老泪眼对泪眼，一个说：“你还责骂他呢！”一个说：“他会原谅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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