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7年的事，那时苏联已把一个物体射入了轨道，有关这一问题，每小时都有新情报传来，此后又过了五个月，《时代》周刊才报道说：“五角大楼越来用得越多的一个词是‘超杀伤力’——这是一个直率的，但很生动的词儿，意思是在摧毁一个军事目标时使用比实际需要超过好多倍的力量。”到这时，全国学到的东西真不少。但是当初在艾森豪威尔上任的时候，导弹理论本身就几乎象1939年10月爱因斯坦的那封著名的信送到罗斯福总统办公桌上时人们对原子弹的概念一样，不是一件现实的事。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以后的八年中，政府花在远程弹道导弹计划上的钱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万元。1954年，美国一些物理学家向华盛顿建议说，他们现在相信他们能够设计一种氢弹头，体积之小可以装在导弹顶部发射出去。政府这才为弹道导弹的发展计划开了绿灯。但美国这时已经落后了——俄国人虽然不知道究竟是否可能携带核弹头，却早已决定加紧导弹研究工作——这差距，在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极端错误的建议之后，就变得更大了。
次年就将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纳梓V－2科学家沃纳·冯·布朗在1954年说服了陆军部和海军部，在他的领导下共同进行一项研究工作。冯·布朗打算使用助推火箭来加强陆军已试验过的红石导弹的速度，把一个小卫星（五磅重）送入轨道。这项工作被命名为“轨道”计划。这个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到那年10月国际地球物理年研究小组在罗马开会，建议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从1957年7月至1958年12月——发射地球卫星。参加会议的美国人表示同意。他们建议美国承担一项发射卫星的计划，以作为美国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一份贡献。白宫也同意了。就在这时，政府的某些制订政策的人一再坚持一定要避免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利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活动追求军事目的。他们的理由和三年后基利安和尼克松提出的理由一样：中立国政府可能会发生误会而不高兴。国家安全委员会觉得这话有理，因而决定把卫星研究和军用导弹工作划分开来。这个使冯·布朗的“轨道”计划宣告结束的决定，是在1955年年中作出的，当时在迪尔本，福特汽车公司正好要决定生产它那注定要倒霉的埃得赛尔汽车。
在卫星一号上天之后，费城的费尔斯天文馆馆长莱维特认为把火箭专家和导弹专家分家是“一件惊人的蠢事。”陆军推进器工程师们也同意他的说法。1955年，他们的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已获得相当进展，完全可以用以发射卫星了；1956年9月，一支改进过的丘辟特－C型导弹就己达到六百五十英里的高度，比苏联卫星一号的轨道还高，共航行了三千五百英里。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那里并没有提出要求来。“轨道”计划的火箭专家全都调到它的后继者“先锋”计划方面去了。接着，“先锋”计划又拨归海军，理由是海军的“海盗”式和“空蜂”式火箭在高空导弹研究方面比其他军种的类似工作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一到海军那里，“先锋”计划就奄奄一息。在新的管理机构的领导下第一步是在1954年末发射一颗重二十磅——等于苏联卫星一号重量的八分之一——的卫星，那是现在负责其事的加拿大天文学家约翰·哈根所长宣布的。但是接着出现了许多意外的障碍、耽搁和延误。哈根于是发表了一项修订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只要它的“海盗”式发射器的二万七千磅推力不出向题，第一颗二十二磅半重的卫星就将在1958年春季上天。当苏联科学家已开始一个接一个向天空发射红色月亮时，哈根和他的同事们却还在进行这项工作。
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科学研究与军事上的需要仍应加以严格区分，他在苏联卫星一号发射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提出了这种区别。他说，“先锋”计划是一项学术性工作，“仅仅是我们方面准备发射这类运载工具的一项计划。”就它本身来说，这完全是一件好事；如果这一远大目标能够实现，那就可以大大丰富人类关于“温度、辐射、电离、压力”等方面的知识，但这和任何抢登月球的竞赛毫无关系，他也不知道这种竞赛之说是从哪里来的，他倒希望有人能对他说说。
艾克说，发射卫星可是另一回事了。这表明苏联人的“火箭拥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推动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幸，他迄今所得到的数字在军事上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数字是否准确，我全然不知道。但在你弄清它们的正确性以前，你根本没法知道它在战争中有没有用处。”他承认他很忧虑：“我也很希望我们更远地走在别人前面，对正确的数据，对金属的抗蚀和抗热性，以及其他许多我们必须弄清的问题都能知道得更多一些。我希望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更多的情况。”
他解释说，他焦虑的根源是俄国的武器发展。政府在卫星计划上已花掉了一亿一千万元，今后还将再花一些。但尽管这样，导弹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仍将比它更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他几乎有些鄙夷地说：“仅就卫星本身来说，它并不使我担心，一点也不。”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net/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找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