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的确确有几十座城市都建立起共享会、共在会和共爱会。就象十年前“疲塌的一代”一样，旧金山也是这个运动的焦点。主要的地下报纸《神谶》就是在旧金山出版的；也是在旧金山，最初的一伙“挖掘者”——以十七世纪英国为穷苦人在生荒地上种粮食的一个兄弟会的名称命名——为了使贫困的嬉皮士能够吃上饭而自己倾家荡产。食物分配工作在一个“乞讨公园”里进行；这种作法被称为“白给政治”。
参加反文化运动的青少年人数究竟有多少，完全看你对这个词如何定义了。如果把吸大麻香烟的人全计算在内，那人数就大得惊人。美国医学会毒瘾调查会主席亨利·布里尔医生估计试吸大麻的美国人从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十万人，到六十年代末增加到八百万人，其中多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这还远远是最保守的估计；美国公共卫生署估计的数字是两千万人。《花花公子》杂志的一次调查报告说，全国百分之四十七的大学生承认吸大麻烟卷，不过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大学生说他们经常吸用。高收入家庭的成员吸得最经常。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承认他们直接把迈瑟德林式“来的快”——液状安非他明——注射入血管，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服用其他毒品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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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士最兴盛的一年可以说是始于1967年3月26日的复活节礼拜日，那一天有一万男女青少年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的牧羊草地上对爱情致敬。他们放风筝，掷飞盘，手位手连成“爱之圈”，互相在脸上涂抹色采，单调重复地喊着：“香蕉！香蕉！”这是由于当时流传一种荒谬的说法，说香蕉皮碎片具有引起幻觉的性能。同一星期天，国土的另一边，有一万五千青少年在旧金山欢呼利里博士象花衣吹笛人似的号召：“转向热闹的现场，听听当前发生的事情，离开高中、大学和小学……跟我走，这是艰苦的道路。”
接着发生的是数以万计的父母经历的一场恶梦。六十年代的父母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大萧条记忆犹新，他们不能理解国家己经变得如此富裕以至能够养得起流浪汉，也不能理解他们自己的儿女会要参加流浪者的行列。“这些年轻人的样子看起来象游民，举止也象游民，”美联社报道说，“但他们不是普通的游民。他们大多数都曾在中产阶级的环境里生活过，读完了高中，并往往是达到了美国人的梦想——大学毕业。”现在，由他们的父母寄出的照片和附有悲份的寻人启事登上了警察派出所的公告牌。这些照片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照片都是这些年轻人还是规规矩矩的时候拍摄的，同他们现在新的生活方式毫无相似之处。
警察能够做到的都做了。救世军在东村设立了叫做“响应”的咖啡馆，在这里，十几岁嬉皮士少年都被规劝回家去。流浪到梣树岭的少年逃亡者由教会办的“美洲越桔”之家收容下来，然后设法同他们的父母联系。一位医生在旧金山为嬉皮土设立了一个免费诊所。他几乎立刻就被孕妇、性病病人和因使用不洁净的针管而染上肝炎的病人弄得门限欲穿。在梣树岭几乎每一个嬉皮士都患有伤风或流行性感冒。很多人都试图在金门公园睡觉过夜，没有想到，一套隐藏着的喷灌系统拂晓时便自动开始喷灌。
最有害于健康的当然是各类毒品。嬉皮士无法知道他们买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路易斯·拉萨格纳医生发现很多人买到手的是兽医用的麻醉剂或者干脆就是尿水。那年夏天有不少人试服STP，这是“地狱天使”牌摩托车燃料中使用的一种新合成的添加剂。约有五千至一万只胶囊装的STP被分送出去。嬉皮士少年很欢迎这东西，给它命名为“精神扩张的珍品”。医生们发现这东西危害极大；如果同LSD的一种解毒药氯普马嗪同服的话，STP是可以致命的。被别的嬉皮上叫做“来得快”或“迈瑟鬼”的服用的是迈瑟德林；当他们陷人沉醉状态的时候几乎什么都干得出来。与此同时，步法罗的梅门·科恩医生宣布，对LSD和氯普马嗪的初步研究表明，两者混合服用会产生染色体的损份、自发性流产，或造成畸形婴儿。
这年夏天，长途游览汽车安排了穿过梣树岭的路线以便使游客能够看一看那里的奇特景象。（有时会有一个嬉皮士举着一面镜子在汽车旁跟随着跑。）在这里，还有在东村，还有一些客串的嬉皮士，或称作“逢场作戏者”——他们实际是特意来逛逛的规炬人——前来度一个周末，到星期一早晨又衣冠整齐地去上班工作。新左派对嬉皮士的态度是有矛盾心理的。最初，当利里继马里奥·萨维奥之后成为年轻人的崇拜对象时，新左派的作家赞扬了嬉皮士的坦率和自发性。里根竞选取得压倒的优胜后，情况就转变了。许多幻想破灭的斗士承认失败，放弃了希望，宁愿一连几天沉醉不醒。他们说嬉皮士的力量是非政治性的。新左派感到刺痛，反驳说嬉皮士缺乏“稳定性”和“劲头”，说他们“理智上无能”，并说他们实际上是“虚无主义者”，说他们对爱情的观念是“笼统、不具体，到了毫无意义的地步。”当然喽，嬉皮士回答：这是他们的事，他们仍将这样做下去，你们管你们自己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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