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大选的结果说明，攻击罗斯福产生了反效果。可是攻击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越来越恶毒，并且转入地下，分散到韦斯切斯特县、奥林奇县、格罗斯地角、迈阿密海滩、布鲁克莱恩、隆梅多，在格林威治、谢克海茨，斯科茨代尔、凯尼尔沃思、温内特卡，在华尔街、斯台特街、栗树街、拉萨尔街等游览地、高级住宅区和工商业中心。有些攻击，采取比较轻松的形式，倒也有趣。例如有的说，有个精神病学家死后上天堂，马上被送去给上帝治病，“因为上帝害了自大狂，以为自己是罗斯福。”又有的说，“为什么工程兴办署的工作人员很象所罗门王呢？因为他随意挑选对象，遂即上床睡觉。”彼得·阿诺画了一幅漫画，画着一群衣饰过分华丽的富豪要到“穷奢戏院”，去“喝罗斯福的倒采”，罗斯福看了，批上一个“高”字。
可是三十年代后期上层和中上层人士的俱乐部和家庭里流传的反罗斯福的污言秽语，一点也不“高明”。这些人好象深知内幕，彼此相告，说什么，当然啦，华盛顿谁也知道，“那个家伙”从老婆埃莉诺那里染上了淋病。（他老婆又是从一个黑人那里染上的。）“罗斯福染上花柳病，快翘辫子了，所以埃莉诺才跑到全国各地去偷汉子。他一死，老婆就打算把美国交给俄国人，自己则到莫斯科去学那克里姆林宫秘传的房中术。罗斯福的大儿子詹姆斯大概还要留下，他惯于推销保险，敲老实商人的竹杠，吃得肥头大耳。”
1950年，约翰·根室写道：“现在人们往往忘了，当时反对罗斯福的流言蜚语反映的阴暗敌对情绪，对他造谣中伤又是多么阴险毒辣。……人们忘了，三十年代后期那些‘上流’乡村俱乐部是一种什么气氛，银行家的午餐会上有些什么骇人听闻的谈论，以及名流贵妇在宴会上怎样嘀嘀咕咕地恶毒诋毁。”当时有的陆军军官，身穿军装，居然拒绝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在那些镶有红木板璧的市内俱乐部里，有些老头子争相诅咒，竟说：“罗斯福不过是另一个斯大林——只是比斯大林更坏。”“我们现在不如住到俄国还好些。”波士顿有个书店甚至通知总统著作的发行人贝内特·塞尔夫说，罗斯福的演讲集，“只有用他自己的皮做封面来装订，本店才能代卖。”
除此之外，有些陈词滥调也是常常听到的：“那个人”！“那个家伙”打算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乱花钱来度过大萧条；我们的孙子还要付出代价的；反正领救济的有一半是外国人，少发救济，扩编警察，闹翻天也不怕！刘易斯有白宫后门的钥匙。那个人的笑脸是假的，是整形外科医生安上去的；他一辈子没挣过一分钱，就靠他老娘的收入过活。他反正是个犹太人，祖先是荷兰犹太种，改了姓，还不是个纽约犹太油子！（为了证实末后这段话，还编了详尽的族谱，说罗斯福的老祖宗是什么范·罗森菲尔德上校，其实并无其人。）
马奎斯·蔡尔兹在《哈泼斯》月刊1936年5月号发表《他们恨罗斯福》一文，1938年9月14日又在《新共和》周刊发表《他们依然恨罗斯福》。在这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里，他分析了那些仇恨总统的人。第一篇文章指出，“有个砚象，未来的社会史家如果不甚惊奇至少也难理解：美国的上流社会，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今天竟这么疯狂地仇恨罗斯福？”他补充说，“只能用仇恨这个字眼，因为这是深恶痛绝，是满腔怒火，完全不讲道理的。”蔡尔兹以为，“整个美国上层社会多多少少都有所沾染，简直成了一种偏执狂。”
尤其使蔡尔兹迷惑不解的是，那些谩骂总统的人，“从1933年3月的最低点后，他们的收入恢复了，银行差额也已补足了。”有的股票价格已经增加一倍，两倍，三倍，“有的还增至十倍。”公司股息还增加了四成有余。而且富户的所得税又还很轻（每年进款一万六千元，不过上税一千元）。罗斯福的捐税，有不少是以加工税、出厂税的形式，转嫁到广大的消费者身上去的。
尽管如此，那些富家大户（蔡尔兹管他们叫“百分之二”）还是不把华盛顿政府当做自己的政府。他们争相传诵那个“罗森菲尔德”神话，其实就是逐字引述戈培尔谣言小册子。他们有的竟公然说，宁要希特勒，不要罗斯福。这话虽属无稽，也可见其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1936年6月宣布退休，说罗斯福当总统，他买卖也不愿做。杜邦公司有个副总经理，他的用人都在工程兴办署找到待遇较好的差使，向他辞职，他真气急了。罗斯福谈到伯利恒公司总经理，说：“告诉尤金·格雷斯吧”，“他再也不能一年赚一百万元啦。”罗斯福的话这次居然如实转达，伯利恒公司有个经理听到，竟然心脏病发作。蔡尔兹发现，财东们的怨气也传给中产的白领职员，因为他们对老板仍是不胜钦敬，依旧迷信二十年代那些陈规行话。这些人跟“富人们”（这是他们对那“百分之二”的称呼）不一样，工会于他们无碍，华盛顿夺去财阀巨商的权力也对他们无损，可是他们觉得，不骂罗斯福显不出自己的身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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