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自然也决不应忽视。英法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
会议上，提出一个介乎迄今东方和西方两种方案之间的折衷建议。
西方三大盟国中仅余下了美国还坚持着原有立场，即主张德国重新统一
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裁军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1956 年是美国的
大选年，妥协的倾向是否也将会在美国占上风呢？美国在英、法的压力之下
是否会让步呢？阿登纳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切。英法的转变并非仅仅是西方三
国立场不一致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德国的命运，关系到德国重新统一能否
实现。
因此，在英法伦敦会晤之后，阿登纳立即给美、英、法三国领导人各起
草了一封信，并委托联邦德国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大使转呈。信中，阿
登纳向三国致意，要求重申过去三国所作的保证，即没有联邦德国的同意，
决不允许商定与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军事以及它的领土等有关问题。同时，
阿登纳请求盟国允许联邦政府了解即将在伦敦开始的裁军谈判的进程，让它
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裁军问题与联邦共和国的统一与安全问题直
接相关。
尽管阿登纳作此强烈呼吁，但他很难改变形势造就的联邦共和国政策的
矛盾处境。一方面在法国、英国、甚至美国，要求普遍裁军的呼声越来越高，
不仅是由于财政考虑，也是出于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在波恩、在联
邦德国，却必须要执行重振军备的政策，因为巴黎协定恢复主权是和联邦德
国重振军备联系在一起的。要重振军备，联邦政府需要修改基本法、通过兵
役法，才能实行并取得财政预算中相应的财政支出，这必须要得到大多数德
国人的支持，而在德国人最关心的德国统一问题上，盟国却再也不愿继续作
出相应承诺，保证首先解决德国问题。阿登纳无能为力，只能处于内外交困
的局面之中，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发生的。
1956 年1 月5 日．阿登纳度过了他八十岁的生日。联邦政府为他举行了
盛大庆典。八十高龄与前不久的一场病令阿登纳感到有些担心。这是他第一
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毕竟到了这个年纪还依然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人并不
多了。阿登纳问他的医护顾问马蒂尼教授，他的身体能否支持到他可以保证
他的政策能继续贯彻的那一天。马蒂尼告诉他，“在1949 年您初任联邦总理
时，我担保您在总理位子上能干一年或许是两年。现在我知道当时我的估计
是错误的。我不像您那些不做医师的朋友们那样，为您的八十高龄而担心，
因为我了解您是有潜力的。我只是提醒您要适可而止。”另一个人，欧根·格
斯登美尔告诉他，年龄在一个永无止境地变动着的时代意味着经验的多少，
而经验是任何东西所代替不了的。
这种安慰使阿登纳感到了新的勇气和希望。他知道，他必须使联邦德国
尽快摆脱这样的处境。责任在召唤、战斗在等待，作为船长的他必须扬帆前
进，去与风浪搏击。
再度访美
我们没有安全地位。特别是在我们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和平
和自由乃是必须用生命换取的财宝，并且必须谨慎地、细心地加
以保护。
——《阿登纳回忆录）（三）
苏共二十大以后，阿登纳对西方国家表现出对苏联事态入迷似的关注深
感忧虑。在他看来，苏联领导人虽然抛弃了斯大林的学说，并对斯大林的统
治加似批判，但这一切却并没有触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本，而且到目前为
止，苏联也并没有就斯大林对西方的政策加以谴责，当然更谈不上要给东欧
和德国人民自由了。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不过是运用了一种新的比较灵
活的方法而已，谈不上立场的根本转变，也绝不是什么人们鼓吹的”东方新
纪元的曙光”。阿登纳得出结论，苏共二十大的结果仅仅是赫鲁晓夫权势和
影响的极大增长，苏联追求统治世界的终极政治目标与斯大林时期没有两
样。
1956 年3 月19 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在伦敦开始了裁军谈
判。美国人并没有附议3 月12 日摩勒和艾登公布的联合建议，而是通过代表
哈罗德·史塔生提出了一项自己的计划。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也拿出一
个详尽方案提交讨论。裁军会议的进行令阿登纳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裁军谈
判无论成功与否都会给德国带来危险。
阿登纳很清楚，如果伦敦谈判能够达成裁军协议，那么作为军事战略防
御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失去原有作用。尽管北约不会在短时间内消
失，但它绝不会再发展，北约的政治作用也将逐渐下降，这样，人们对联邦
德国为加强北约组织实力所作努力的关注自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减小，人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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