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当时最流行的是“奥西安”的诗，玛利—约瑟夫·谢尼埃把它译成了法
文。在“奥西安”著作的影响下，阿尔诺写了《奥斯卡》和《高卢人之歌》。
波拿巴也和别人一样喜爱“奥西安”的著作。但在1800 年，当斯塔埃尔夫
人第一次把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加以对照时，她只奉劝法国古典主义者从北
方文学那里摹仿那种忧郁伤感的情调。法国公众中的大多数对哲学上的理性
主义与传统的冲突仍然漠不关心，而这种重要情况的确最能说明波拿巴的成
就了。那些从出售国有产业中、靠投机和政府合同而发财致富的、不学无术
的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很少关心伯尼奥所说的“原则病”。政府中那些出身
旧贵族的人，象巴拉斯和塔列朗等，都是公认不讳的贪污腐化分子和叛卖的
专家，他们对此表现了冷嘲热讽的蔑视态度。经常出入于塔利昂夫人、阿姆
兰夫人或者雷卡米埃夫人的时髦沙龙的上层人物所想的只是寻欢作乐。更为
严重的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学浅识少还不以为忧；这一代人
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只想出人头地的发迹问题；战争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成功
之路，而勇气则是一个足够的条件。只要波拿巴无往而不胜，这些现实主义
者就听任波拿巴为所欲为，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决不愿恢复旧制度。他们对
各种思想都漠不关心，把法国革命的成就当作既成事实来接受下来，因为他
们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也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
业，而法国和欧洲之间的鸿沟则继续存在下去。
三、民族的觉醒
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具有普遍性，它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民
族情绪起初似乎还没有起作用。而且在十八世纪里，人们并不认为这种感情
是重要的。君主们和各个分支的贵族构成了一个统治者的世界性的社会；他
们不考虑各民族的起源特性，把各族人民当作交他们看管的羊群一样地彼此
瓜分；当时有国家而没有民族。尽管有见识的资产阶级很明白人类可以分为
各种不同的种族，但他们基本上把人类看成是能够具有共同文明的一个整
体；而且，虽然理性主义使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世俗化了，但却也使这个概念
延续长存下去。法国革命一开始，路易十六就呼吁各国君主团结一致，而且
法国亡命者也向所有贵族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这种呼吁并不是毫无效果的。
1790 年以来，伯克就鼓吹建立反对法国革命的十字军，1800 年左右弗朗索
瓦·德·伊韦尔努瓦也这样地鼓吹过。同样，对革命者来说，所有的人都是
兄弟，所有的暴君都是他们的敌人。直到1815 年，斗争大致都保持着这种
特性；法国在国外始终有一些朋友，而在国内，也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
的敌人。
法国革命号召人民起来治理自己，根据同样的原则，它确实也唤起了民
族的意识。革命党人自豪地把自己称做“爱国者”；对他们说来，法国是“民
族”。然而，当革命一开始他们深信一切民族都会欢迎法国的福音，并且深
信，这样一来，文明就会保持它的普遍性。他们从没有想到各民族会变成敌
人，他们深信只是暴君才挑起了战争，民主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和平与博爱。
相反地，君主和贵族都敌视民族这个概念，因为它好象是与人民主权和公民
平等联系在一起——“民族这个词，听起来象雅各宾”。在尼德兰，贵族和
僧侣宁可回到奥国的奴役之下，也不愿意丧失他们的特权。在波兰，同样的
恐惧削弱了民族反抗的事业。在匈牙利，豪绅们仍旧忠于哈布斯堡皇室，这
些人一旦被允许对农民为所欲为时，他们甚至自愿局部日耳曼化。至于君主
们，他们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仍然什么也不考虑。他们完成了瓜分波兰。
匈牙利议会要求维也纳作出一些让步：以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给以关税的
优惠待遇，以及通过合并达尔马提亚或阜姆以便取得出海的通道，可是这一
切都毫无结果。尽管匈牙利摄政王约瑟夫大公多次提出建议，但皇帝弗兰茨
二世却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爱尔兰在1798 年爆发了起义，皮特决心摧毁
爱尔兰还残存的独立地位，取消了都柏林的政府和议会。此后，一百名爱尔
兰议员和三十二名爱尔兰勋爵便参加了英国议会。这个岛屿保留了它的债务
和国内税收，但要负担帝国的开支十七分之二。英国答应向爱尔兰开放英国
市场，更重要的是皮特在康华里总督和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国务
大臣的支持下，透露了他的企图，即要废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议会的“宣誓
条例”；①他甚至还暗示把天主教“树立”为爱尔兰国教的可能性，如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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