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学基础》第三版中，在“自我”意识之上，重新树立一种需要作出自
我努力的“绝对性”，而排除无条件的自我独立性；同时，在他的《当代基
本特征》中，他将人类历史区分为几个时期，用传教士的说法称之为“无罪
期”、“初罪期”、“全罪期”，最后这一时期标志着人的现状陷入了毫无
节制的个人主义，必须强制把人从这种个人主义中解救出来，以确保“灵魂
的得救”。他无疑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但是，在研究了马基
雅弗利以后，他的性情又倾向于赞赏对外进行征服的英雄的国家，而厌弃启
蒙运动的功利主义理想；随着他的悲观主义的和权力观点的思想日益严重，
他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国家来迫使性本恶的人们遵循“理性”，遵循《知识学
基础》。
德意志浪漫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正如奥古斯特·施勒格尔从1801 年到
1804 年在柏林进行教学时所解释的那样，是促进文化领域里爱国主义的一个
强大动力；他抨击古典艺术是崇尚矫揉造作的成果，而浪漫主义则是日耳曼
天才的自然表现，是完全自发性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德意志文明在世界上
占据首要地位。但是，聚集于海得尔堡的浪漫主义者，通过具体研究本国过
去的文学史而产生了更为迅速的影响。作为诗人，这些浪漫主义者并不重视
方式方法，而是以一股好奇的激情去搜集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加以翻译和
改写。1803 年起，蒂克树立了榜样；1805 年和1808 年，勃伦塔诺与阿尼姆
一起出版了他们的著名选集《儿童魔笛》；他们的榜样带动了戈雷斯，他于
1807 年同样从《德意志民间故事集》中选辑了一定数量的故事。《爱情歌手》
从被遗忘中抢救了出来，《尼伯龙根》被译成现代语，加之，拉·莫特富凯
发现了《西格夫里特》，在这个意义上，施泰因能够写道：“正是在海得尔
堡主要燃起了后来赶走法国人的那种德意志火焰。”
这种民族感情虽然如此深厚，却仍然停留在文化方面而不在政治方面；
然而，不止一个迹象表明，它暗中正在演变。法国恢复了专制政体，使得自
由主义者们感到绝望和忿怒；波塞尔特在莫罗被判决后不久就自杀了，施拉
布伦多夫和赖夏特已经开始从事反对拿破仑的写作，贝多芬在《英雄交响乐》
总乐谱中划去了波拿巴的名字；他们谴责法兰西民族背叛了1789 年的原则，
并且宣称它是一个邪恶而又轻浮的民族。1804 年，民族主义情绪的迸发使得
赫德尔的世界主义思想黯然失色，他写了一首颂歌献给日耳曼。普鲁士人并
不是唯一因奥地利的败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消失而感到激动的人民。从1805
年起，阿恩特在他的《时代精神》的第一部分中，表现了他对法国的公开敌
意。作为强制性组织的国家，直到当时一直受到德意志思想家的憎恶，现在
在他们的眼里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价值，成了共同集体的保护者和个人的教育
者。1802 年，阿恩特在另一部书《日耳曼和欧洲》中肯定，占有自然疆界和
取得海洋自由通道是一个民族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费希特从1800 年起，在描
述能使人人都有自由和平等的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认为这种社会只有
采取能自给自养的“闭关国家”的形式才是可能的，因而他认为这种国家有
权建立相当辽阔和相当多样化的领土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805 年，他也转而
指望国家把人从罪孽中解救出来。
然而，这需要1806 年的灾难和法国的占领来加速这种演变，特别是普及
这种演变。这并不是说这种演变是突然的和普遍的运动；耶拿战役以前和耶
拿战役以后一样，如果说不是法国，那么就是拿破仑个人仍拥有一些崇拜者，
例如在柏林的布赫霍尔茨，便是其中之一；此外，约翰·米勒当了热罗姆的
大臣；来比锡大学把一个星座命名为拿破仑；在埃尔富特会晤时，歌德曾会
见拿破仑；黑格尔在耶拿看见过拿破仑，称之为“世界的灵魂”，甚至到1809
年在纽伦堡任教授的时候，他还建议巴伐利亚人采用《民法典》。然而同样
可以肯定的是，从1807 年起有一些德意志民族的知识界首领开始改变调子，
采取挑战的态度，有的颂扬日耳曼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有的自称忠于当地的
王朝；一些迹象表明，在人民群众当中，尤其是在普鲁士，漠不关心的状态
已被忿懑和敌意所取代。某些公开发表的政见是很有名的，如施莱尔马歇在
哈勒和柏林的讲道，这些讲道结果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怀疑；1808 年，阿尼姆
的《隐士报》问世；而最著名的则是费希特1807 年于柏林发表的《对德意志
民族的演说》。
普鲁士的不幸，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突出的反响，他们的出身和事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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