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她用臂肘碰了碰坐在她身旁打盹儿的一个小伙子，“请问附近什么地方有公用电话？”
“什么？！”小伙子吓一跳，连忙站起来问道。
“轻点，轻点，”凯特安慰他说，“我问您，附近有没有公用电话？”
大概希特勒青年队的那个姑娘听见了她的声音，她走到凯特面前，问道：“您需要帮助吗？”
“不，不，”凯特回答说，“不需要，谢谢您，一切正常。”
就在这时，解除警报的汽笛响了。
“她问什么地方有电话。”那个小伙子说。
“地铁车站上有，”姑娘说，“就在旁边那个街角后面。您想给熟人或者亲戚打个电话？”
“是的。”
“我替您照顾一会儿孩子，您去打电话吧。”
“可我身上连一枚可以放进自动电话机的二十芬尼硬币都没有……”
“我救济您。请收下吧。”
“谢谢。离这里不远吧？”
“两分钟的路。”
“要是他们哭了…”
“我就抱着他们，”姑娘微微一笑，“请放心吧。”
凯特从避弹所走出来。地铁车站就在旁边。无遮无挡的自动电话机旁，几处水洼业已结冰，薄薄的冰凌闪着谈谈的亮光。一轮蓝幽幽的圆月挂在当空，洒下令人愉快的清辉。
“电话机坏了，”一名警察对她说，“被炸弹的气浪震坏了。”
“哪儿还有电话？”
“邻近的车站上有……您急需打电话吗？”
“是的。”
“跟我来吧。”
警察陪着凯特走下空寂无人的地铁车站，然后打开了警察值勤室的门。他开了灯，朝写字台上的电话机点了点头。
“请用吧，不过要快一点。”
凯特绕到写字台后面，在高高的安乐椅上坐下来，拨通了42—75—41。这是施蒂尔里茨的电话号码。听着话筒里嘟嘟的盲音，她没有马上发现玻璃板下面压着她的一张大照片，照片旁边是铅印的电话号码表。那个警察站在她背后抽烟呢。
作者：[苏]尤里安·谢苗诺夫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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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第一节不合逻辑的逻辑
此刻，除了缪勒的脖颈，施蒂尔里茨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的脖颈又粗又壮，毛发修剪得整整齐齐，从脖根到后脑勺几乎没有丝毫变化。施蒂尔里茨看见两条似乎标明头颅和身体分界的横向皱纹。不过，缪勒生得结实健壮，体格匀称，因此他的躯体与施蒂尔里茨周围的人的躯体极为相象。这些年来施蒂尔里茨居住在德国，他对周围的人怀有深深的仇恨；有时这种仇恨使他感到疲倦，他已经在这个圈子里工作了整整十二年。起初，他明确地意识到这种仇恨：敌人就是敌人。后来他渐渐地熟悉了保安局机关的机械式的日常工作，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从神秘的法西斯专政机关内部观察它的工作程序。最初，他觉得希特勒的统治是德国统一的突击力量，但他渐渐地对发生的事件迷惑不解。就对待人民的态度而言，德国领导人的行动是违背逻辑的，无法容忍的。不仅施伦堡或者卡纳利斯的人私下议论这一点，而且连盖世太保分子、戈培尔的助手们和帝国办公厅的人有时也敢于谈论这方面的事。值不值得因为逮捕教堂工友而引起全世界对自己的反感呢？有没有必要在集中营里嘲弄共产党人呢？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是否合乎情理呢？野蛮地对待战俘，特别是俄国战俘是否有理由呢？不仅机关里的普通工作人员，而且连施伦堡、最近还有缪勒一类的高级领导人也相互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尽管他们相互之间提类似的问题，尽管他们明白希特勒的政策多么有害，但他们仍然在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地为这种危害极大的政策服务，有些人服务的技艺还相当高超，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他们把元首和他的亲密助手们的思想变成了现实政策，变成了具体可感的行动。全世界正是根据这些行动来谴责德国的。
一旦确立了自己的信念，确认帝国的政策常常是由对这些政策的基本思想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制定的，施蒂尔里茨心里就充满对这个国家的新的仇恨；这不是先前那种仇恨，而是一种极为强烈的、有时甚至是盲目的仇恨。他内心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这种盲目的仇恨背后，是对德国人民的爱；他在德国人民中间已生活了漫长的十二年。“实行票证供应制？这是克里姆林宫、邱吉尔和犹太人的过错。在莫斯科城下退却呢？这怪俄罗斯的严冬。斯大林格勒城下惨败呢？这是那些当了叛徒的将军们的过错。”人民相信了这些答案，然而给他们准备这些答案的人却不相信这些谎言。厚颜无耻被誉为政治生活的准则，谎言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象征。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真实谎言的概念。了解真情的人们可以相互望着对方的眼睛撒谎，而且他们准确知道，对方会接受这种必不可少的谎言，并且把它和他所知道的实情加以对比。那时，施蒂尔里茨痛恨那句残酷的法国谚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无愧于自己的政府”。他认为，这是民族主义的翻版。这是为可能产生的奴隶制和暴行辩解。被凡尔赛政府引向饥饿、贫困和绝望的法国人民有什么过错？饥饿产生着自己的“代言人”——希特勒以及其他匪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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