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办不到。”
“如果办得到呢？您怎么知道我办不到……出多少钱？”
“您说个数儿。”
“十万美元。”
“拿钢笔来。”
“干什么？”
“开张支票。”
“不。”维利说．“我要现金。”
“我身上没有现金。”
“您的钱放在哪里？”
“银行。”
“哪个银行？”
“好多呢，在瑞士有，在巴拉圭也有……”
“在莫斯科呢？也许赤色国家没有银行？”
“为什么……当然有……您不怕奥根听到您的话？”
“他在睡觉。”
“缪勒什么时候来？”
维利耸耸肩。他把细长的酒杯放回去，换了一只大肚杯子，斟满白兰地，象喝茶一样慢慢地喝光。他的喉头贪婪地沿着细细的咽管滑动……
“您考虑一下，施季里茨。”维利打开房门，“交十万美元，我帮您逃走。不过留给您说出‘好吧’这话的时间可不多了。”
他走了出去，随手把门锁上。
“他说的是实话，”施季里茨想。他自负地想到他猜出维利肯定会用大口杯子喝酒。“他的确在想方设法搞到十万美元，然后溜之大吉。老鼠要从船上跑掉了。也许必须答应给他这些钱？必须说钱藏在我的秘室，藏在巴贝斯堡的地窖里……为什么不呢？也许你还指望缪勒会向你提出什么建议？也许你在心灵深处仍然对此寄予希望，尽管你不想承认。是的，我显然不敢承认，因为我没有完全了解这个人：他难以预料，好象是赌博的轮盘上绕大圈的小球，谁也不能预料到它会停在哪个数字上……”
“哎，维利！”施季里茨喊道．“维利！”
维利很快走进屋来，似乎刚才他就在门口等待召唤一样。
“那么好吧，”施季里茨说，“假设我同意……”
“没有时间假设，施季里茨，如果同意，就说同意，告诉我地址，我们就走。”
“在巴贝斯堡，我的家里。”
“藏在什么地方？”
“秘室。在汽车库旁的地窖。”
“您画张图。”
“维利。您可真聪明，我画完图，您拿了钱，可我还得呆在这儿。”
“对，您是要呆在这里，我离开。我给您摘去手铐，随便您去什么地方。”
“可在别的房间的人呢？”
“这不是我的事，而是您的事啦。”
“好吧，拿铅笔和纸来。”
维利从口袋里取出钢笔和小笔记本。他摘掉施季里茨的手拷，说：
“不过要标明南北方向，免得我如果在那里什么也没找到的话，您说找没好好找。”
施季里茨画出地窖的平面图，标出了秘室的位置。他解释说要在听起来发空的墙壁上轻轻敲打一下，墙皮就会很容易掀开；钱放在金属盒里，共二十三万美元。
维利仔细看了平面图，问道：“灯的开关在哪里？”
“在左边。”
“明白了。”维利叹了口气，“谢谢，施季里茨，不过不走运，俄国人已经突进了巴贝斯堡……”
“什么时候？”
“昨天。”
“那您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维利咧开嘴笑了：“看着一个人固执己见是一件乐事……何况我们已经敲遍了您的地窖的墙壁，后来还用探测器检查过——有铁箱子大概会发出响声……”
施手里茨又想起了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天。在夏洛特堡的小茬，一群身穿根色制服的冲锦队队员还有那两辆车。他停住了自己的车，打算掉头。他回忆起那些法西斯分子的得意洋洋的面孔。他们看着他困在狭小的空间里。他担心碰着那两辆车，可司机却站在一边，不愿帮忙，甚至懒得动一动身子……
“看着一个人固执己见是一件乐事……”
“倘若这是他身上固有的呢？”施季里茨想，“倘若他生来就是个坏蛋呢？不是所有人生来都有善良或者高尚的品格……或许，一个诚实的政权必须有意识地剔除人身上的野蛮，尽一切努力表现出美好、怜悯、英勇、慷慨……可是，如果希特勒向他们头脑灌输的思想说他们是最伟大的，他们的历史是美好的，音乐是最有才能的，理想是世界唯一所期望的，那么又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希特勒培养他们鄙视整个世界，但如果你只看到自己的人民，也就是自己的话，那么其他的人，甚至同胞们就只会在一边观望；国家自我中心学说总是使国家遭受灾难性毁灭。这一学说使人们对所有不属于他们的美好事物产生野蛮的嫉妒。没有比嫉妒更可怕的了，它是道德上的锈斑，它使人从心底与国家分离，它没有正义感，樟脑球也除不掉它的气息……可怜的人，可怜的塔格码。”施季里茨又想起了那个女人，她很好地谈到了我们的‘壮士歌’……但愿她一切顺利，那她就会明白应当明白的主要东西。她那会儿是从‘声音’想到了‘壮士歌’，依据‘声音’谈论‘壮土歌’。有天赋的孩子就是这样。他们在模仿成年人。塔格码曾经谈起她的教练，如果教练下令，她会从窗户跳出去……‘壮士歌’是一门科学，是历史的范畴？而在历史中容忍误差和小小的疑问就是犯罪。这样就使罗森堡和戈培尔的人篡夺了控制意识形态的权力。他们把人民变成听命于暴君意志的愚昧的群体……塔格玛曾经谈到德国和瑞士的民间创作与我们的民间文学之间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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