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陈复宋就懵了，他甚至有一种冲动，质问一下文天祥为什么要强令自己退役。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是作战不够勇敢，还是品行不够端正。但是，看了看身边笑嘻嘻接受任务，好像莫大荣耀的李翔，他强迫自己咽下了这些问话。
丞相大人处事一向公道，他不会做没来由的事。本着对文天祥的一贯信任，陈复宋接下了这个任务。
但是，接受任务，并不等于愿意效命。
“你们二人有二十万块银币，三艘战舰和十艘新式货船作为本金。各家股东共派了一百五十个年青才俊归你二人调遣。名单和职务在这卷文件里，你们二人带回去慢慢翻看。你们有半个月的准备时间，半个月之后，和大宋水师一块出港。先到葛朗，给被杀的宋人复仇，问其不宣而战之罪。然后的作为，就归你们两个自行决定！”文天祥将委任文凭交给陈、李二人后，参谋曾寰如是向二人介绍任务。
“至于其他人手，你们可以在泉州、福州和漳州招募退役老兵加入，多少不限。但要记住，出了海后，你们的所作所为不再代表大宋。换句话说，你们是一个有武器的商团，负责保护出资客商在南洋的商路，并且为客商谋取最大的回报。但你们不属于破虏军一员，所做一切与破虏军及大都督府无关。具体阶段性任务和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去问杜规大人，他会跟你们详细介绍……”参谋长曾寰交代的话至今还回荡在陈复宋耳边，他至今不敢相信，这是从破虏军总参谋长嘴里说出的话，也不敢相信，曾寰说这些话时，一向持身以正，足以成为士人楷模的文丞相就在旁边站着，不说一个字阻止。
一排晶莹的汗珠在陈复宋苍白的额头上冒了出来。暖冬的风中，他突然沉得浑身发冷，后背潮哄哄的被风吹成了冰凉的一片。
“这就是丞相大人所说的平等真意么？”陈复宋拒绝相信。作为大都督府的铁杆追随着，在他心中，新政就像出生的婴儿一样干净。人世间的欺诈、肮脏、巧取豪夺行为绝不应该出现在新政身上。但内心深处，却又有一个声音在提醒着他，新政不是善举，也非恶途，这个新政本无善恶，它只是一种方式，一种可以让国家崛起更快速，百姓生活更富足的治政方式，如此而已。
丧失了道德制高点后的他很迷茫，但是，他还是决定把文天祥的命令执行下去。“但愿，通过你我之手，大宋崛起之路要少些血腥，多些光彩！”陈复宋这样想着，身影渐渐消失于冬季的福州街头。
街头巷尾，不止陈复宋一个迷茫者。关于南洋商团的正义性的讨论及其后来的行为的关注，贯串了漫长的世纪，甚至慢慢发展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伴着这场论战，新政和传统，新学与旧学，约法与祖制，野蛮务实与仁义清高，所有带有时代烙印的东西，在思想领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一点，非但文天祥和杜规等几个商团的始作俑者没有预见到，整个大宋的儒林都没预料到。
“这是个混乱的时代，当大多数人还在为北方局势未稳，大都督府如此大张旗鼓去惩办一个不知名的蛮荒小国的举动是否应该时，一个怪兽，已经悄悄地从新政和约法的蛋壳中探出头来，张开了长满獠牙的大口……”几百年后，一个在华夏国立中央大学做研究西方哲学家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是写到，“如果文天祥先生真的像传说中拥有一本上帝赐给的天书的话，他应该做得更好，避免这些血腥和肮脏原始积累。很遗憾的是，他没有做到。在我们西方，同样也没有人做到……”
这篇充满个人感情因素的信在报纸上发表后，顿时成为一派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甚至在地球的另一端引起了场不小的轰动。但一些冷静的学者，却对此嗤之以鼻。经过研究，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混乱、迷茫，还有那个时代与约法精神相抵触的武装商团，不过是在华夏旧的主流思想即将消亡，新的思潮诞生之初的一种表象。表象下面的本质是，以陈龙复等人为主导的新派儒学渐渐战胜旧派儒学，成为新时代的理论基础！”
这个结论很有说服力，祥兴三年福建发生的历史大事，在后世眼中也的确也表现出了这种端倪。特别是武装商团诞生，更是突破了传统儒学的框架，也将华夏几千年来的外交思维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在传统儒学的指导下，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的政策可大体归纳为三种模式。第一是吞并，在王朝建立之初，对于受中原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一定会吞并其于版图之内，从而达到儒学所提倡的四海一家的理想模式。
第二种模式为羁縻，对距离中原王朝首都过于远，或者百姓过于“野蛮”的地区适用。中原王朝通过外交或军事途径，让“蛮夷之邦”前来朝拜，进贡。从而达到四夷来朝的儒学标准。但这个方法同常会出现偏差，那些不知道礼仪廉耻为何物的周边小国往往体会不了中原王朝只让你表示恭顺，就给很多回赐的“良苦用心”，动辄造反，宣布不服王化。而宣布不服王化后，他们亦没有太大损失。沉浸在太平盛世假象中的中原王朝往往象征性地惩罚一下，让小国继续进贡，但随着使节回赠的物品会成倍增加。久而久之，叛复无常居然成了一些“蛮夷”小国讨要好处的手段。以朝贡为名义的勒索行为，也让中原王朝大为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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