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凡是有学问的人，多少都会有点子脾气，这一点在韦玄成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仗着自己满腹经纶，居然把皇帝也不放在眼里，甚至拿出了“不怕杀头坐牢、不怕老婆离婚”的大无畏气概，搞了一次要求元帝毁弃宗庙的活动。
封建时候，标榜以孝治天下，历代皇帝架出去崩了之后，对不起，笔误，受侯宝林先生相声的影响太深，应当是“驾崩”之后，都要设立专门的神庙以供后人祭把。这个“光荣”传统据说始于殷商，到西汉时候已经被发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后世不同的是，西汉时的宗庙不是把本朝所有的已故帝王集中在一起供奉，像我们今天在一些曾经作过封建王朝帝都的城市中见到的太庙遗迹那样，而是充分体现了“宁滥勿缺”的原则，凡是当过皇帝的，几乎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拥有一座属于他的宗庙，这也是一种政治待遇吧。而攀比之风也由此兴盛起来，那些被封为诸侯王的支子孙们，为了在“孝道”上不落人后，也都在各自的郡国为自己那一支脉的祖先们设立起“太祖太宗庙”来。到了元帝刘奭那一朝，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这种祖宗庙在六十八个郡国就有一百六十七所，加上京师高祖以下至宣帝七代皇帝的九所宗庙，一共有一百七十六所之多，这还不算设在宫中其他地方的一些小型祭祀场所，也不算为一些皇后、废五、废太子等设置的小型宗庙。有了宗庙，当然不是摆摆样子就算完了，必须按照礼制进行经常性或临时性的正儿八经的祭祀活动，而这种祭祀活动不仅频率很高，秩序也相当复杂。每天要在园中的寝殿进行“日祭”，每月要到正式宗庙举行“月祭”，每个季度还要到皇陵的便殿搞一下子“时祭”。对寝殿中的“神主”，每天要上四次供品，一年合计一千四百四十次，宗庙中的每月初一十五加上腊日，一年是二十五次上供品，皇陵的次数少点，一年也要上四次供品。每个月还要把已故历代帝王的龙袍、皇冠请出来，游行一番，叫做“月一游衣冠”，好让这些死鬼像生前一样巡视自己的江山。这样一来，西汉王朝每年仅花费在祭祖活动上的开销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总共要上两万四千四百五十五次供品，动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次，祭把仪式的工作人员祝宰、乐人等一万两千一百四十七人，而那些专门负责饲养牛、羊、豕等用来上供的“牺牲”的士卒还不算在其中。在社会生产力并不算十分发达的西汉，这显然是一种人力、物力、时间上的极大浪费。
于是，这位韦玄成韦丞相牵头，搞了一个联合提案，建议除了高祖刘邦受命定天下，是大汉基业的奠基人和先驱者，应该奉为“帝者太祖之庙”世世不毁之外，其他的宗庙在“亲尽”也就是过了几代之后，都应当毁弃，按“昭、穆”，也就是辈份和功绩的顺序一齐并入太祖之庙接受祭祖。在韦氏提案之后，又有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人先后提出补充议案，认为在太祖即高祖刘邦之后，还有几位杰出领袖人物应该设专庙祭祀。比如汉文帝刘恒，“除诽谤，去向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应该奉为帝者太宗之庙；又比如汉武帝刘彻，“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应该奉为帝者世宗之庙。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位祖宗，就不必再设专庙去祭祀了。
韦玄成等人的提案，因为涉及了“孝道”这个重大原则问题，元帝刘奭也不敢贸然同意，怕搞不好会招来数典忘祖的非议，就搁置了起来。
可是韦老先生的倔脾气一上来，刀搁在脖子上也挡不住，一本不行奏两本，两本不行奏三本。
架不住韦老倔头五次三番的纠缠，也加上一天到晚老搞那套烦琐的祭祀仪式，影响元帝去联系后宫那些妖烧可爱的群众，刘奭终于御笔一挥，画圈批准试行。韦老倔头心说：
“怎么样？还是老夫厉害吧？这种近乎大逆不道的让皇上执祖坟的难题都解决了，还有什么事老夫办不成？为了真理，就得坚持，坚持就是胜利！老夫这一辈子，就信这三个字：坚持！”
瞧他得意的，连数都不识了！
可是没过多久，元帝就得了一场大病，而且久治不愈，想来想去，就是因为毁弃宗庙，惹得祖宗们怪罪下来了，还是赶紧改回来吧！别把祖宗们惹急了，一高兴，把朕召到黄泉之下去当面教育，那就麻烦了，黄泉路，好去不好回呀！
于是硬着头皮顶住了韦老倔头的唾沫如雨，拿出大汉天子的决策权威；否决了已经实施的毁庙行动。重建庙宇，再塑金身，痛哭流涕地自我批评了一顿，终于赢得了列祖列宗对他一时糊涂犯的不孝之错的谅解与宽恕，阴魂怨魄宣布对刘奭解除制裁，精神包袱这才算放下，又可以轻装上阵杀奔天籁苑去也。
刘奭本想重振雄风，对傅昭仪表示一下特别的爱，无奈大病初愈，力不从心，总是浅尝辄止，难以为继，害得傅昭仪叫苦连天，满腔爱火欲燃还熄。
技痒难捱之下，傅昭仪免不了发一些牢骚：
“陛下一向神勇，为何一场小病下来，往日的威风一丝也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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