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了。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刘秀在东汉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国家的立法根本不能展开，因为在西汉末年民间世家大族已经兴起，这是刘秀无法扑灭的，在如此情况下，东汉的君权既然要保持各地方的均衡，就不能把自己的施政方针根据实况合理化，就连三公都是虚设，宦官和外戚的轮流执政到头来仍是一种寡头政治。
眼下的州郡之间的斗争就是这种失败的政治的集中表现。
要知道东汉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而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后，政府在技能上根本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以道德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在如此情况下朝政不乱套才怪呢！
每次一想到在官渡之战时，曹操和袁绍一个说自己是奉了天子诏，一个是奉了衣带诏这种拿仁义道德当遮羞布的行为太史慈就感到可笑。
再想得远一点，其实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一个人物可以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上开宗立派。即便是曹魏政权没有被司马氏篡权，甚至是让曹操再活五十年，以当时的中央政府的能力和眼光仍然无法解决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政治寡头的局面。
总结起来说，几百年的乱世究其根本实则是乱在了不合时宜的制度上。
那是要到隋唐时期，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
太史慈在古代生活了几年，越发清晰透彻的看明白了这个问题。
因此对太史慈而言，他现在的任务并非是实行什么虚无飘渺的“民主”，更不是简简单单一统天下便算完事了，而是要开创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比如像历史上的三省六部制，这样才能避免这种长达几百年地在政治上的毫无秩序的局面。
至少也要打破世家大族的寡头政治，扶植起新兴的势力阶层作为自己建立王朝的基础。
所以统一天下只不过是太史慈要做的第一步，为新的政体制度和思想张本才是太史慈想要的。
这也是太史慈此来临淄收服管宁后欣喜若狂的原因。
哼，既然这时代的人都拿所谓的道德说事儿，自己何不利用这一点？用管宁的声望去传播自己的主张？其实昨晚自己对“五德终始说”的一通歪解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但这些举措都应该是此间事了，回到西北六县，甚至是在谋夺青州之后要进行的事情了，现在一个麻烦接一个麻烦，太史慈哪有精力顾及此？
不过自己总不能给曹操讲这些东西吧？要知道眼前的曹操仍然是东汉的忠臣，自己的这些全然否定东汉政治体系的话在曹操听来是绝对的大逆不道而且是匪夷所思，即便曹操是个改革家，但也不是能够接受这种思想的改革家。
太史慈为难的挠了挠头，这时他看向管仲的坟墓，猛地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心神大定，转头微笑看向曹操。
曹操看着太史慈先前为难的样子，原本已经有些失望，不过却不会因此而瞧不起太史慈，毕竟让太史慈在短时间想到一种解决东汉政治弊病的方式太过难为眼前这个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了，不过他多么有才华。
但此刻看见太史慈神色一缓，虽然有点不敢相信，但心中忍不住又燃起了希望。知道太史慈已经为自己想出了好办法，不由大喜。
他却不知太史慈久不开口的原因并非因为别无良策，而是因为实在想不到好的措词可令他接受。
只听太史慈开口道：“孟德兄这么佩服管仲丞相，应当知道管仲丞相以发展商业为治国根本吧？”
曹操点头道：“不错，自古以来，齐鲁大地地近大海，民风与中原的农耕地带截然不同，渔盐冶铁甲于天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本就是个商业气息极浓的诸侯国，就是在现在，青州的商业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繁荣。”
不过曹操心中却莫名其妙，不知道太史慈为什么忽然扯到这些事情上面。
太史慈不动声色的接着说道：“齐国因为管仲成为东方霸主，靠的是商业，战国时，商鞅辅佐秦国，使其成为西方霸主，却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段。”
曹操接口道：“商鞅之才确实不逊于管仲，他靠在秦国发展农业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的最强者，如无此人为秦国打下良好的基础，后来的秦始皇要一统天下，恐怕并非易事。”
太史慈摇头道：“应该是痴人说梦才对。”
不理曹操的诧异，一顿又道：“孟德兄可知道同是法家的改革家，管仲和商鞅为何改革的道路如此不同？”
曹操被太史慈这奇兵突起的一问问得一愣，这种问题他何曾想过？
不过曹操本就是一个喜欢虚心向别人请教的人物，不耻下问的道：“还请子义一开茅塞。”
太史慈缓缓道：“依小弟看来，这还与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性有关。”
看着曹操露出沉思的样子，太史慈续道：“齐国自太公姜尚立国后，由于齐国水域的发达、土地的肥沃，再加上姜尚带去的来自中原的先进的耕种技术，自然使得齐国的农业发达，而管仲的改革实则是把一个农业大国变成了商业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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