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收复兰封不同。
１９３８年的豫东战役是抗战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攻战，围歼战，而不是被动挨打的防御战。中国人民的死敌土肥原贤二及其第十四师团遭到十几万中国大军沉重打击：天上飞机轰炸，地面大军围攻，铁甲列车开路，官兵奋勇杀敌，完全收复兰封县城，重新打通陇海铁路，将这股气焰嚣张的凶恶敌人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敌人长途偷袭的战略计划遭到彻底挫败，连土肥原的御赐军刀都被我军缴获了，所以是否让他活着回去还得看中国人民同意不同意，这不是一场真正的军事胜利是什么？不是一个鼓舞全国人民斗志的大捷又是什么？难怪从郑州督战归来的蒋介石一阵风似的刮进大本营，一贯莫测高深的表情里竟然多了几分掩饰不住的兴奋。
总参谋长何应钦向委员长汇报说，徐州方向敌华北派遣军已有频频调动的迹象，估计全面战斗将在近日内打响。
蒋介石皱起眉头来，他把地图上的形势研究了好一阵，才转过身来问大家道：你们不认为，这回寺内寿一动作有些迟缓吗？
何应钦信心十足地回答：正是我军行动神速打乱敌人计划。不管怎么说，目前我军已经赢得这个关键性的时间差，现在寺内寿一就是倾巢出动恐怕也未必救得了土肥原。
副总长白崇禧在一旁补充说：华北派遣军大举出动来解救土肥原，正好说明土肥原已经招架不住了。经过打通陇海铁路的反复激战，相信这股远离后方基地的敌人不仅已经遭受重创，而且其携带的作战物资已经接近耗尽，面临弹尽粮绝之境。
蒋介石微微颔首，表示赞同上述判断。
为此总参谋部提出两套作战方案：其一是将土肥原师团驱逐过黄河。一般说来这股敌人撤退到安全的黄河北岸，华北派遣军的正面进攻将随之停止，徐州战线的对峙局面也将重新得以维持。
其二是坚决消灭土肥原师团。可以预料这是一场殊死决战，敌人必作困兽之斗，万一出现久攻不下的僵局，我军则会因丧失优势转而陷入腹背受敌和两面作战的困境，后果必将十分严重。
蒋介石面色渐渐严峻起来。他看见土肥原背靠黄河，状如一只缩头乌龟，而我斗志高昂的中国大军则如阔步前进的巨人。现在他必须运用领袖的最高意志为处在十字路口的我军作出战略抉择：是稳妥作战穷寇勿追，还是一鼓作气围歼残敌？是维持来之不易的对峙局面，还是消灭土肥原“以战逼和”？何去何从，全听委员长定夺。
仿佛为了映证白副总长对敌情的判断，一个参谋报告说，接第一战区报告，敌人炮火已较从前明显减弱，还有日本兵到处劫掠粮食，宰杀村民耕牛，说明土肥原师团确已弹尽粮绝。当蒋介石亲自要通第一战区总司令程潜电话时，一向行事谨慎的程长官也言词铿锵地表态说：土肥原是只煮熟的鸭子，我军就是吃也把他吃掉了。
巨人的脚步不可阻挡。领袖对胜利的渴望因为信心充足而变得急不可耐，他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达给千里之外的前线官兵：你们必须全歼土肥原残部，不许他们逃过黄河>>无论活捉或者击毙土肥原，奖励一万元！
命令下达，各路大军争先恐后乘胜追击，把敌人团团围困在一块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
３
据一本海外出版的回忆录披露，促使汪精卫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个致命枪伤，因为汪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决心孤注一掷，完成脱离国民政府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权且把这种说法当作一家之言，但是抗战以来汪精卫伤势恶化健康每况愈下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这天早餐时令汪精卫气急败坏的却不是枪伤，而是新闻。
打开报纸，各种欢庆胜利的新闻标题一齐沸腾起来，比如“我英勇军机空袭日本九州，轰炸机投下百万份传单”、“豫东我军大捷”、“大本营下令：活捉土肥原，全歼第十四师团”等等，有的报纸干脆推出喜气洋洋的套红号外，好像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一样。
汪精卫的胃口立刻被这些新闻标题填满了。
对这位国民党魁和“和谈派”领袖来说，战场上的一举一动都牵动他的敏感神经，都将关系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于是阴沉着脸的汪精卫连一口牛奶都没顾得上喝就匆匆赶往国民党中央机关临时驻地，紧急召集中政委常委会讨论局势。
在国民党内，汪、蒋争斗势如水火愈演愈烈，核心问题当然是权力之争。相比于军人出身的铁腕统治者蒋介石来说，一向以民主政治家自居的汪精卫反其道而行之，大唱和平高调，大打和谈牌。他的理论是无论谈判也好，亲日也好，一切皆是手段，只有和平才是目的。古往今来，“不战而屈人之兵”难道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么？为什么只有打仗才是爱国主义呢？但是全面升级的中日战争就像一辆失控的马车，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完全背离当初他与蒋介石达成“边打边谈”的抗战共识。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是目的，战争只是手段，政治家的任务是实现其政治目的而不能被军人牵着鼻子走。对此汪精卫的主张十分明确，中国决无打赢战争的可能，中日实力相差悬殊，所以必须对日妥协，蒋介石必须下台，避免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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