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本来是个几近封闭的独立王国，各路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除“四川王”刘湘之外还有“川西王”刘文辉、川北邓锡侯、川东杨森、潘文华等等，他们对于蒋介石借抗战之名行吞并四川之实早有警惕，于是联合起来进行抵制，找出种种借口拖延和阻挠中央入川。更有多支川军队伍奉命开赴万县、奉节，封锁三峡航道，严防中央军强行入川。
这就是国民政府何以迟迟未能入川的原因。
身为统治者的蒋介石岂能不知道后院起火的严重性，如果四川坚持不肯让步甚至哗变，全国抗战就将演变成一场内战。一旦日军进攻武汉，中央政府将落得一个无路可走和丧家之犬的地步，“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蒋介石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于是委员长被迫对川人做出重大让步，同意“川人治川”而非中央治川。他先在武汉紧急召见邓锡侯、王陵基、唐式遵、王缵绪等四川头面人物，宣布对各路诸侯和川军将领封官晋爵，师长提升军长，司令加封行署主任，即使对于原先坚持不予承认的西康建省一事也不再反对，以换取“川西王”刘文辉对中央入川的支持。最后在关键的省主席人选上几经周折，蒋介石同意撤销任命，由川人王缵绪代理省主席。
委员长的“绥靖”政策终于大见成效。川人如愿以偿，风波暂时平息，各路诸侯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入川抗战，大后方城门洞开，这就是此次蒋介石入川视察的原因。
委员长的飞机只在重庆停留数小时，他的秘密视察标志着中央入川的战略计划正式启动。当一封东湖官邸遭袭的急电送到委员长手中时，据说他冷冷一笑，对夫人说了一句话：大令，看来我们得学习走山路了。
蒋介石在武汉公开露面好像一只大手，立刻将那些漫天飞舞的谣言赶走，平息空穴来风，同时也宣告日本人“约定暗杀”的阴谋彻底破产。抗战八年，日本人策划过多次不成功的暗杀行动，夜袭东湖官邸只是其中一次。特务头子戴笠指挥军统特务倾巢出动，紧急围捕潜伏地下的敌特汉奸，短短一个月，武汉地区破获多个日本间谍网，逮捕和枪毙汉奸特务多达百余人，但是大后方敌特汉奸制造的破坏事件还是屡有发生。
５
香港皇家大道。
这条大道两旁均以十九世纪欧洲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为主，其中一幢据说曾经是英国贵族的豪宅，那些制作精美的雕花栏杆、高大门廊和紧闭的橡木大门无不透露出昔日房主的华贵气派。后来故人远去，豪宅也无可挽回地没落下去，房产几经易手，如今在市政当局登记的房主是一个名字叫做伊藤芳男的日本商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恍然大悟的英国当局才知道原来这座楼房是一个代号叫做“帆”的日本间谍机关。
１９３８年春天，一个头戴鸭舌帽的中国男人走近“帆”机关的大门口，他警惕地四下张望，确信身后没有被人跟踪，这才轻轻拉响老式门铃。
门框上方出现一双警惕的眼睛，经过仔细盘问，来客被放进大门，领进一间会客室坐下来。客人似乎并不着急，他不慌不忙地抽着香烟，目光淡定地打量四周，表情沉着自信，表明他不是一般身份的访客。
原来他是国民政府的秘密谈判代表，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战后披露的文件表明，抗战以来外交部一直致力于同日本方面秘密谈判，高宗武就是中日和谈的核心人物之一。一些至今仍然难以解开的历史谜团是，高宗武究竟奉谁之命行事，蒋介石还是汪精卫？谈判代表后来何以一头跌进日本人怀抱，成为著名的铁杆汉奸？有学者认为高宗武先是奉蒋之命谈判，后来投靠汪；也有认为高宗武本来就是汪派分子，“明蒋暗汪”。还有人提出历史新解，说高宗武其实是奉蒋之命投靠汪，是个双面间谍。
总之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此时徐州前线激战正酣，高宗武亲自登门拜会伊藤先生，是奉命向日方提出一个口头建议，那就是国民政府希望委派一位特使秘密访日，并向日本内阁转达中方有关停战的最新和平方案。
伊藤是个小个子日本人，他听完来客的外交辞令之后没有直接答复，而是提出一个疑问。他说：高先生能否告诉我，这位尊敬的特使先生是谁？
高答：就是在下本人。
伊藤又说：请问特使先生究竟奉谁之命行事呢？
高宗武正色道：本人奉国民政府命令行事，难道伊藤先生认为还不够明确吗？
日本人狡黠一笑说：哪个国民政府，蒋先生？还是汪先生？按照你们说法，军人派，还是议会派？
高宗武回答：本人被授权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无关哪党哪派。
日本人说：本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会把这个消息尽快转告国内，请阁下耐心等候答复吧。
高宗武当天即将这一重大外交动态通报武汉，外交部认为中日和谈将有新的进展，不免抱有乐观幻想，更有一些“和谈派”竟迫不及待地提出“暂时休战”的荒谬主张。但是许多日子过去，日本方面音讯全无，高宗武再次前往“帆”机关求见伊藤先生，不料这回却吃了闭门羹，侍者回答伊藤先生回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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