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抚掌大笑，他连声道：议员先生如此胸襟，珍爱天下苍生，可谓赤胆忠心哪，实在令中正佩服。可是话说回来，汪先生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报告？报告是真是假？谁能保证不是日伪汉奸造谣惑众，败坏我抗日军队声誉，离间我军民血肉情谊？抗战至今已有十个多月，请问有哪座城市为我军纵火所毁？又有哪省百姓不是因为敌人暴行而是为我军所伤害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如果汪先生告诉我，我一定让军事法庭审判他。
很显然汪精卫拿不出确凿证据来，事实上“Ｇ”任务尚未执行，汪精卫就是听到风声也抓不住把柄。汪精卫眼看挑不起事端，他带来的记者也没有捞到多少曝光材料，只好悻悻而归。汪精卫一手策划的下跪闹剧无非是个信号，表明国民党内的权力之争已达白热化程度。
大本营密令第一战区，“Ｇ”任务无限期搁置。
７
会议延迟数十分钟，蒋介石亲自主持开会。
这天委员长身穿统帅制服，腰佩中正式短剑，目光炯炯表情严肃。自中日开战以来，无论前方战事如何激烈，也无论华北沦陷，上海、南京失守，对日战役屡战屡败，大本营均未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对此人们不由得暗自猜测，根据目前战场的严重形势，估计委员长决心要放弃武汉了。
随着总参谋长何应钦介绍最新战况，人们果然看见北方日军已经占领开封，进逼郑州，并从三个方向同时切断京汉铁路。而长江下游的日军也蠢蠢欲动，对武汉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其实北方战败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中原告急也在意料之中，就是国民政府被迫放弃武汉，与会者都不会感到吃惊。因为国民政府从抗战之初就将西南腹地的四川作为大后方，将重庆而不是武汉定为“陪都”，不是正好说明蒋介石对于中日战争的严重性已有充分预见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弃郑州和武汉应该都是迟早的事情。
人们纷纷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主持会议的蒋介石。
蒋介石面无表情，众人心里的疑问尽在把握之中。身为国家领袖，他当然不会轻易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如果说十个月前庐山开会是为了通过对日作战，那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乾坤大事，非国家意志而不可为的话，那么今天召开的会议将要决定的内容同样重大，同样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只是众人对此暂时并不知情罢了。
委员长对军政部长陈诚颔首示意，后者同时兼任武汉警备区总司令，负责武汉防务和有关大撤退的行动计划。于是陈诚站起来宣读一份统计报告。
截至１９３８年５月止，武汉地区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近千家，流亡的各类大、中学校百余所，难民超过百万人。另外武汉本地计有大小工厂约五百余家，其中大型军工厂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厂有二十余家，需撤退的本地居民数十万人。两项合计，武汉将撤退工厂达一千五百余家，生产物资上千万吨，学校师生和民众近两百万人之众！
蒋介石问陈诚：如果集中全国可供征用的船只、车辆和车皮，实现撤退需多少时间？
陈答：最少十二个月。
蒋介石转向总参谋长何应钦：北方之敌最快多少时间可逼近武汉？
何应钦犹豫一下回答：这股敌人对我威胁最大。因有京汉铁路之便，如果郑州一失，华中已基本无险可守，估计不超过一个月吧。
委员长又问：苏、皖之敌呢？
总参谋长答：敌华中派遣军只能沿长江河道进攻，此为山地，易守难攻，形势对我军有利。估计可望阻敌三个月。
问：如果敌寇两面同时进攻，结果当如何呢？
答：无法预料。
众皆大哗。
历史列车已无退路，抗战形势如此之紧迫，之危急，一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与会者的最坏估计，此刻再也没有人怀疑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必要性了。打个比方，就像一盘被对手将了军的棋，弄不好就要全盘皆输，那就是亡国之日到了。没有人愿意看到抗战失败，但是战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个生死抉择的时刻到了。
蒋介石站起身来，他缓缓扫视会场，表情沉重地对与会者说道：各位知道，目前武汉汇集我国最重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还有大量机器设备，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和学校知识分子，当然还有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一句话概括，这是中国抗战的最后希望，是建设大后方和战后国家复兴的本钱，也是我们民族的力量所在。试想如果这些宝贵的机器设备落入敌手，或者我们被迫放弃工厂和学校，那么中国还将剩下什么？如今这个严重局面已经摆在我们大家面前，那就是敌人一旦快速攻占武汉，也就等于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撤退到重庆，不也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吗？我们拿什么同敌人作战？我们坚持抗战和打败侵略者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
会场陷入一片死寂。
８
在这个决定抗战命运的历史关头，与会者泰山压顶忧心如焚，他们都是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这些人的地位和肩负的重大责任决定了他们必须做出回应，以应对和化解这场迫在眉睫的失败危机。但是令人绝望的是，他们个个如坐针毡，似乎难以拿出什么有效手段扭转乾坤和阻止失败命运的到来，于是只好把目光重新投向主持会议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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