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蓝玛爵士(Lord Cromer)在前帝国时期的印度政府里担任总督的秘书与财政官，他依旧属于不列显的“屠龙勇士”行列，一生的行径受“牺牲精神”与“责任感”所引导。“牺牲精神”使他奉献其身于落后民族，“责任感”使他尽心尽力于发扬大英帝国的荣耀，“这种责任感培养了一群具有治理的愿望与能力的官员。”一八九四年，他拒绝了总督的职位，十年后他拒绝接受“外交部长”(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的职位。如此的头街，必然会使一些小人物心满意足，克蓝玛却拒绝它。从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七年，他成为一位拥有巨大权力，但并不为公众所熟悉的“英国驻埃及总领事)(British Consul General in Egypt)。在埃及，他是第一位帝国主义的执政官，成为“替不列颠种族的荣耀服务的杰出人物”；或许，也是最后一位能在心安理得的骄傲心境下逝世的政府官员：“让一切事物发扬不列颠的荣耀——／从未赢取如此高贵的代价，／一个民族的福祉解放，／责任已完成。”
克蓝玛前往埃及，是因为了解到“英国人若要拥抱他所热爱的印度，必须把脚根稳立于尼罗河的两岸”。埃及只是一项为达成目的而必须运用的手段，为了印度的安全，英国必须把势力扩张至埃及。在同一时期里，另一位英国人为了跟此相反的理由，也踏上非洲大陆的另一端，这位英国人既是罗德期。他前往南非洲之时，好望角对于英国人所“热爱的印度”已丧失任何重要性。比起北非那位令人尊敬的同事，罗德斯的扩张观念更加进步。就他而言，扩张的观念不必由任何可觉知的动机(譬如：把握已获得的产业)来加以自圆其说，“扩张既是一切”。印度、南非洲与埃及，不论重要与否，都是踏脚石，立足于其上，可以推动那只受限于地球范围的扩张运动。由此观之，粗俗的自大狂与具有牺牲精神、责任感的有教养人士，两者之间虽确实存有一道难以跨越的深渊，然而，却导致大致相同的结果；这两种人同样地应为秘密“大游戏”(Great Game指帝国主义的游戏)负责，这场游戏与“种族的虚幻世界”同样疯狂，同样有害于政治的行动。
罗德斯统治权的势力范围在南非，而克蓝玛则在埃及，两人的共同观点是：他们皆认为这些国家自身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为达成更高目标之手段；由此观之，他们两人的性格同样是漫不经心与冷漠无情，对于他们从事的对象缺乏真正的兴趣，对于他们统治的人民缺乏关怀之情愫。当然，这种态度截然不同于亚洲地区土著独裁暴君的残酷暴虐，或者征服者的无情剥削，或者一个部族压迫另一部族的疯狂与混乱。当克蓝玛开始为印度而统治埃及时，他便丧失“落后民族”保护者的地位，也无法再真诚地信仰“保护被统治部族的利益，是整个帝国结构的原理”。
“冷漠无情”变成所有英国殖民官员的崭新态度，比起暴虐的独裁，比起专制政体，它是一种更具危险的政府形式。其原因在于：它甚至无法忍受维系暴君与及子民之间的最后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是由贿赂与馈赠所编织而成的。不列颠殖民行政官员那廉正的性格，使得其专制政府更不近人情，比起亚洲土著的统治者与冷酷的征服者，它更难以被其统治的人民接近(更远离受其统治的人民)。清廉冷漠象征着与“利益”绝对划分清楚；如此划分可使两者(清廉冷漠与利益)根本没有相抵触的机会，相形之下，剥削、压迫或腐败似乎更可以护卫人的尊严，因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腐化者与被腐化者生活于同一个世界，分享相同的目标，为拥有相同的事物而奋斗，但是，在冷漠无情的政府形式中，此种“第三种比较”(tertium comparationis)被摧毁无遗；更糟的是，冷漠无情的行政官们甚难理解他们已创造出一崭新的政府形式，而却坚信他们的态度是因为“与落后地区人民接触后所被迫”而滋生的。缘此，他不再认为自己的优越是出于一种无害的虚荣，而认为自己是属于“一个已发展出高度文明的民族”，因此，他的地位是天生具有的，与个人的成就无关。
克蓝玛爵士的生涯是迷人的，它正好体验了一个转折点——从旧有的为殖民地服务变成帝国主义的奴仆。对于自己在埃及所负的责任，克蓝玛最初的反应是颇不自在，并且忧虑，他忧虑的倒不是“并吞的新领土”问题，而是新领土的“混杂的政府形式”，对于此种政府形式，“我们无以名之，也无法发现任何先例”。一八八五年，他服务两年之后，依然对这种制度心怀疑虑，在这制度下，他名义上是“大英帝国总领事”，但事实上为“埃及真正统治者”，他如此写道：“这具精致的机器，其有效运作依赖少数人的判断与能力，这只有我们可随时撤退政治保护势力时，才能自圆其说。……假若撤退的可能性变得遥远而不切实际，那么，我们最好与其它列强共同接管这个地方，担保它的债务等等，……。”毫无疑问的，克蓝玛爵士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不论是撤退，或者是接管占领，都能使情况正常化。然而，无前例可言的“混杂的政府形式”，却变成所有帝国主义统治的特征，同时，导致下列的结果：几十年之后，每一个人都丧失了克蓝玛早期抱持的有关于可能与不可能的政府形式之健全判断，这种情况正如同丧失了塞尔朋爵士(Lord selbourne)早期的见识——种族社会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生活方式——一样。在非洲，一是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南非)，另一则是史无前例的政府(北非)，对非洲这两种情况评断的结合，最足以表达帝国主义最初的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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