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晚年策画的这后一次整肃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新成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转变，即提出了犹太人世界阴谋的问题。多年来，这一变化的基础早已埋伏在各卫星国的一系列审判事件中一一匈牙利的拉吉克审判案(Rajk trial)，罗马尼亚的安娜.鲍克事件(Ana Pauker affair)，捷克斯洛伐克1952年的斯朗斯基审判案(Slansky tria1)。在这些有预谋的审判案中，挑选来做牺牲品的党内高级官员都由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而被指控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罪：这一指控渐渐地变成了和臭名昭彰的非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有牵连(尤指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目的在于指控一切犹太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一切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都是“美帝国主义走狗”。说犹太复国主义是种"罪行"。这当然朝毫无新意，但是随着整肃运动的进展，开始集中到了苏联犹太人身上，发生了另一种重大变化：犹太人现在被指控的罪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而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从这种标语中衍生的指控类型比以往更接近于纳粹关于锡安长老们的犹太世界密谋的说法。它如今令人惊愕地清楚显示出这种纳粹意识形态对于斯大林的深刻影响——这迹象在希特勒与斯大林谛结条约之后就很明显了——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这在苏联及其所有的卫星国里有明显的宜传价值，反犹情绪到处弥漫，反犹宣传比比皆是，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一类虚构的世界阴谋为极权主义寻求世界性统治提供了更合适的意识形态基础，远胜于反对华尔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公开无耻地采用全世界皆知的最着名的纳粹标记，是斯大林赠给他的已故同伙和极权统治竞争对手的最后恭维，他很遗憾没能和那个人达成永久的协议。
斯大林像希特勒一样，在恐怖事业未竟的中途便死去了。当这一切发生时，本书所要叙述的事情，以及它要努力理解的各种事件．至少都暂时有了结尾。
汉娜·鄂兰
1966年6月
第一章 蹂躏常识的反犹主义
许多人至今仍以为，纳粹意识形态集中于反犹主义，纳粹政策一贯坚持以迫害并最终消灭犹太人为目标，其实这仅仅出于偶然。只有最后大灾难的恐怖，甚至只有当幸存者无家可归(homelessness)并且失去了根基(uprootedness)，才使“犹太人问题”在我们的每日政府生活中显得重要起来。纳粹所宣称的主要发现——犹太人民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主要兴趣——迫害全世界的犹太人——一直被舆论认作赢得群众的借口或有趣的蛊惑手段。
忽略纳粹自己所说的话，导致以上认识偏差。在当代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比这一事实更令人愤慨、更带有神秘性质，亦即，本世纪悬而未决的全部重大政治问题中，这个似乎无足轻重的犹太人问题居然有此暧昧的荣耀，能启动整部地狱机器。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脱节扰乱了我们的常识，更不用说历史学家关于平衡与和谐的观念了。与反犹主义事件本身相比，一切解释似乎都是仓促的胡编乱造，只是为了掩盖问题，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衡态感受与明智愿望。
这些仓促的解释之一，是将反犹主义等同于猖狂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仇外情绪的爆发。然而，事实上现代反犹主义是在传统的民族主义义衰朽时生长起来的，并且恰恰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制度及其权力失衡被摧毁时达到了顶峰。
人们早已注意到，纳粹并非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民族主义宣传针对“同行者”，而不是他们信任的成员；相反，他们绝不允许后者无视政政治上一贯的超国家观点。纳粹的“民族主义”和近来苏联的民族主义宣传一样，是多方面的，都是用来培植群众的偏见。纳粹一向真正蔑视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地方主义，他们一再重复说，他们的“运动”像布尔什维克布运动一样，是国际范围的，这一运动对他们来说比对任何国家都重要，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只局限于一块具体的领土。不光是纳粹。还有五十年的反犹主义历史，都明显证实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一批最初的反犹主义政党也是在国际上最早联合的组织，从一开始起，它们就召集了国际会议，关注国际的——至少是在欧洲范围内的协调行动。
类似民族国家纷纷衰落和反犹主义的生长这样的总体趋势，单独用一条理由或一种原因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大多数这一类例子中，历史学家面对一种复杂的历史情景，他简直可以任意孤立——但这意味着迷失方向——出一种因素作为“时代精神”。但是有几条有益的一般规则。其中对于我们目的最有用的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政权与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第二卷第一章里论述的伟大发现，既然法国革命爆发时群众对贵族阶级的狂暴仇恨的动机——这种仇恨启发了伯克（Edmund Burke）。他说革命与其说关注国王的体制，不如说关注“绅士的状况”。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人民比以前更仇视即将失去权力的贵族，恰恰因为贵族迅速地丧失真正的权力并不伴随着大量丧失财富的事实。只要贵族还拥有无边的司法权力。他们就不仅被人容忍，而且还受人尊敬，当贵族失去特权，尤其是丧失剥削和压迫的特权时，人们觉得他们是寄生虫，在统治国家方面不起任何作用。换言之，剥削和压迫都不是他们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而没有可见的政治作用却拥有财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因为谁也不理解无功为何受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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