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就像极权主义其它宣传方法一样，在运动夺取政权以后，只是极其简单明了的事情。那么，关于极权主义独裁者预言之真伪的一切争论都是很古怪的，好比争论一个潜在的杀人犯的未来受害者究竟是死是活一样-—因为杀死这个人，杀人犯可以立即提出他是正确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惟一有效的争论是立即拯救这个被预言判定将死的人。在群众领袖夺取权力以实现他的谎言之前，他们的宣传就是以其极端地嘲弄事实为标志，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事实完全取决于能够编造事实的人的力量。声称莫斯科地铁是地界上惟一的地铁，这个谎言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力量摧毁别国的所有地铁之前会一直存在。换言之，永远无误的预言方式和任何其它极权主义宣传手段不一样，违背了它最终统治世界的目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的世界里，极权主义统治者才有可能实现他的谎言，使他的一切预言变为现实。
预言之科学性语言符合群众的需要，他们在世界上失去了家园，现在准备和永恒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合为一体，这些力量本身可以将在险恶风浪中游泳的人带到安全的岸上。“我们根据遗传学的证明来塑造民族的生活和我们的法律”，纳粹此言，正如布尔什维克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经济力量有能力决定历史。因此他们保证会有一种胜利，不受“暂时”的失败和具体企业的失败影响。因为群众与阶级不一样，他们只要胜利和成功，哪怕是最抽象的形式，他们被约束在一起，并非因为他们特殊的集体利益，那是他们感到作为一个群体而生存不可或缺的，以及即便面对逆境也可以坚持的利益。对他们而言，比可能胜利的目标或可能成功的具体努力更重要的是：只要是胜利无论是什么目标；只要是成功，无论是何种企图。
极权主义宣传使群众宣传的技巧更完备，然而它既不发明、也不创造宣传的主题。这些现成的主题，是由50年里帝国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解体替它准备的。当时欧洲暴民进入了政治舞台。极权主义运动的代言人像早先的暴民领袖一样，对一切事物具有准确无误的直觉，这是普通的政党宣传或舆论不关心或不成触及的。隐藏的一切事物，悄悄地发生过的一切事物，都变得具有重大意义，而它们的内在重要性却被忽略。暴民实实在在地相信，真理就是体面的社会虚伪地忽略，或者腐败地掩盖的一切。
在选择论题时，神秘性（mysteriousness）本身变成了第一条标准。秘密的起源无关宏旨；它可以是在合理的、政治上可以理解的渴求秘密（desire for secrecy）中，例如英国情报部或法国第二局（French Deuxieme Bureau）；或者革命团体的密谋需要，例如无政府主义和其它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在社会的结构中，它们原先的秘密内容长期以后却变得十分出名，只有礼仪形式仍然保留着先前的神秘性，例如共济会；或者在古老的迷信中，围绕着某些群体编织传说，例如耶稣会士和犹太人。在选择群众宣传的这些题目时，纳粹无疑棋高一着；但是布尔什维克逐渐学会了这些把戏，虽然他们不依靠传统的被接受的神话，宁可选择自己创造——自从30年代中期以来，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神秘的世界阴谋，从托洛茨基的阴谋开始，接着是300个家族的统治，再接着是英国和美国情报局凶恶的帝国主义（即全世界的）阴谋。这类宣传的效果显示了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重复手段的重要性常被高估，因为在—般情况下都相信群众把握事物和记忆事物的能力很差，其实重复手段之重要仅在于它能及时使人相信事物是首尾一致的。
群众拒绝承认于充满现实中的偶然性（fortuitousness）。他们生来倾向于各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将事实解释为只是一般规律的一个具体例子，否定事物的巧合，发明了一种适应一切的万能解释，假设它是一切偶然事物的根本。极权主义宣传由于这样地从现实逃避进虚构，从偶合逃避进一致性，遂显得颇有生机。
极权主义宣传的主要缺陷是它无法满足群众的渴望—完全一致的、可以理解的、可以预见的世界，而不与常识（common sense）发生严重的冲突。例如，如果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的一切“告白”（confession）用语相同,承认同样的动机，那么追求一致的群众就会将虚构接受为真理的最高证明；而常识告诉我们，这种一致性恰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而是编造出来的。说得形象些，似乎群众要求经常重复旧约圣经的奇迹（the miracle of Septuagint），根据古代传说，有七名翻译者各自独立地翻译出希腊文《旧约全书》，而内文完全一致。常识只能将这个故事当做一个传说或一个奇迹来接受；然而它也能说成是证明译本都绝对忠实地译出了每一个词。
换言之，如果说群众受到一种逃避现实的愿望所蛊惑，因为在他们本质上无家可归的存在中，他们不再能忍受事实的偶然件和不可理解，那么同样地，他们对虚构的渴望也与人类思维的能力有关，人类思维结构的一致性高于纯粹的思维现象。群众逃避现实，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判决，他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又不能在其中生存，因为偶然性变成了这个世界里的最高主宰，人类需要经常地将混乱的、偶然的条件转化为一种相对的比较一致的人为条件。群众反对“现实主义”、常识，以及“世界的表面真实”（plausibilities of the world）（伯克语），原因是他们的分子化，他们失去社会地位，随之失去整个社群关系，而常识本来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才能产生意义。他们在精神上和社会上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就无法以一定的尺度来深刻洞悉任意性与计划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或者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群众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随时以牺牲个人来作为代价——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予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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