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宣传比其它政党和运动的宣传更优越，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内容，对于运动的成员们而言，不再是一种人们有可能产生意见的客观问题，而是像数学定律一样，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真实的而又不可触及的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才能完全实现整个生活结构的组织。在纳粹德国，当只有种族出身至关重要，而一种职业取决于人是否具有“亚利安”相貌（希姆莱一向根据相片来挑选党卫军成员），食物发放量的多寡必须追究一个人的祖辈有几个犹太人时，怀疑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有效性，就好比怀疑世界是否存在一样。
宣传常常为虚弱和不可靠的论争“加人组织的力显”，而立即实现它所说的任何话，宣传之优势，不证而明。明白之理可以驳斥以运动许诺要改变的现实为基础的论点，驳斥以纯粹事实可以揭穿的反宣传——纯粹事实属于或者维护一个任凭摆布的群众不能也不会接受的世界——宣传只有另一种更有力或更好的现实才能否定它。
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失败的时刻才会显现出它的虚弱本质。若无运动的力量，其成员立即就会不相信他们昨天还准备为之献出生命的教条。当运动（亦即庇护他们的虚构世界）被摧毁时，群众就会转向他们原无作为孤立的个人的地位，或者在一个已经变化的世界里愉快地接受一种新的功能，或者沉沦于他们旧日绝望的多余者地位。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们只要运动犹存，就会完全疯狂地活动，但不会模仿宗教狂的榜样作为殉道者去死（尽管他们很愿意像机器人一样去死）。相反，他们会放弃运动这种厄运。向四周寻找另一种有希望的虚构，或者等待前一种虚构重新获得足够力量来确立另一场运动。
同盟国想在德国民众中找出一个自我忏悔或被说服的纳粹分子而徒劳无功，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的人很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是纳粹的忠实同情者，这不能简单地说是人类弱点或机会主义的标志。纳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曾经被完全“实现”过，以至于其内容不再作为一套独立的学理面存在，失去了其所谓知识的存在地位，因此，现实被破坏无遗后没有留下任何事物，信仰者不再那么疯狂。
（二）极权主义的组织
极权主义组织的形式与它们的意识形态内容和宣传口号不同，组织形式完全是新的。它们被设计来用于运动的谎言宣传，围绕着一个虚构的中心——犹太人阴谋、托洛茨基分子、三百个家族，等等——编造一个功能性的现实，甚至在非极权主义的环境里也建立起一个社会，使这个社会的成员根据虚构世界的规律行动作出反应。表面类同的政党和运动——法西斯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一旦达到某个极端阶段（这大多取决于其成员的绝望程度），就会用恐怖来支撑其宣传，相比之下，极权主义运动对于它的宣传确实是很认真的，其认真态度大多表现在组织它的追随者方面，而不在于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组织和宣传（并非恐怖和宣传）是相辅相成的。
极权主义运动在夺取权力之前的阶段最吸引人的新组织手段是创建了前锋组织（front organization），清楚区分党员和同情者（sympathizer）。与这一发明相比，其它典型的极权主义特征，例如自上而下指定官员，任命权是最终垄断在一个人手里，这些都是次要的。所谓“领导者原则”（leadership principle）本身不是极权主义的；它从权威主义和军事独裁借用了某些特征，极有助于隐蔽和缩小实质上的极权主义现象。如果上级指定的官员拥有真正的权威和责任，我们就必须论及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在这个结构中，权威和权力由法律来委任和运作。根据这一模式建立的军队和军事独裁的组织，其情形也大致相仿，在这里，从上到下的绝对指挥权力和从下到上的绝对服从，符合战斗中特殊情势，这正是它们为何并非极权主义的原因。按层级组织起来的指挥链意味着，指挥官的权力有赖于他在其中操作的层级体系。每一个层级，无论权威大小，每一条指挥链，无论其命令之内容如何恣意专横，都倾向于稳定和限制一个极权主义运动领袖的总体权力。根据纳粹的语言，永不休止的、有力的“领袖意志”（Will of the Führer）——这并非意指一种固定的、限定的权威，即他的命令——变成了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最高法律”。由于极权主义运动独特的组织方式，它将领袖放在一个位置上，只有从这个位置出发，领袖原则才产生了极权主义性质。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事实上的情况使真正的领袖原则相当缓慢地集中形成，与运动的逐步“极权主义化”平行发生。
有一本匿名著作用很大篇幅描述了这种新的组织结构在开始时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们不知是谁首先决定将同路人组织进前锋组织，谁最先从同情态度不明朗的群众——一切政党在大选日都依靠他们，但是认为他们太易动摇，不宜成为党员——中看到，它不仅是一个蓄水池，可以从中吸收党员，而且本身也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早期受布尔什维克党鼓动起来的同情者组织，例如“苏联之友”（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或“红色支持者”（Red Relief）协会，发展成前锋组织，但是原先却恰恰如它们的名称所指出的：一群从经济上或其他方而（例如法律上）提供援助的同情者。希特勒最早说过，每一个运动都应该将它通过宣传争取到的群众分为两种人——同情者和正式成员。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这种划分的基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哲学，认为任何事情一超过纯粹理论上的观察，大多数人就变得太懒惰、太怯懦，只有少数人愿意为他们的信念而战斗。相应地，希特勒第一个发明了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经常扩大同情者的队伍，同时又使党员人数严格限制在一定数目。这种观念——人数较少的党员周围环绕着人数多的同情者——非常接近于后来前锋组织的现实。前锋组织这个名称的确很符合它们的实际作用，并且也指出了运动内部成员与同情者的关系。因为同情者的前锋组织在运动中所产生的重大作用丝毫也不亚于正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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