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极权主义运动准军事组织令人怀疑的军事价值很难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正规军的虚假模仿也一样。作为精英组织，它们比其它团体更严重地和外部世界隔开。纳粹分子们很早就明白完全好战和完全脱离正常状态（normality）之间的密切关系；冲锋队从不接受国内的任务，执政以前阶段的冲锋队领导人和纳粹政府中的党卫军领导人经常流动更换，因此不可能习惯于普通世界及在其中发展。它们是根据犯罪帮派的模式组织起来的，用于有组织的谋杀。这种谋杀是公开进行的，得到纳粹上层的官方承认，以致公开的共谋使其成员即使在非极权主义政府治下，即使不受到同伙的威胁（实际上是受威胁的），也不可能脱离运动。在这一方面，精英组织的作用和前锋组织的作用正相反：后者使运动具有一种令人尊敬的气氛，并且鼓舞了信心，前者用扩大共谋的方式使每一个党员意识到，他已永远离开视谋杀为非法的正常世界，精英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中他也有份。这一点即使在掌权前的阶段也已经做到了，当时领导者系统地宣布对一切罪行负责，并且相信他们的犯罪是为了运动的最终的善。
纳粹人为地创造了一种内战条件，以此为威胁而走上通向权力之路，其明显的利益远远超过制造麻烦的效果。对于运动来说，有组织的暴力是它的虚构世界四周的许多保护墙中最有效的一种，当一个成员害怕离开运动，远甚于他的非法活动造成的结果时，当他感到作为一个运动的成员要比做一名反对者更安全时 这个虚构世界的“现实性”就得到了证明。这种安全感的产生，在于精英组织用有组织的暴力来保护党员不接触外部世界，对于组织内部的虚构世界的完整性来说，安全感与恐惧感一样重要。
领袖处于运动中心，是使整个运动运行不息的发动机。精英组织是由合格者组成的内部圈子，在领袖周围筑起一种不透明的神秘气氛来符合他那“不可触及的优势”，并将他隔绝开来。他在这个紧密的小圈子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小圈子成员中玩弄计谋的能力和他经常更换部下的技巧。他上升至领袖地位，依靠的是一种处理党内权力斗争的极端能力，而不是煽动家或官僚组织的性质。他与先前各类独裁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是他很少通过简单的暴力来取得胜利。希特勒不需要冲锋队和党卫军来保障他在纳粹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相反，罗姆是冲锋队首领，能够依赖冲锋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却成了希特勒的党内敌人之一。斯大林战胜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群众中更有魅力，而且作为红军总司令，手中握有当时苏俄最大的潜在权力。再者，俄国革命中最有组织天才的、最能干的官僚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处理具体问题的能手，在他们的初期生涯中都致力于人事问题，所以几年后，留在重要的位置上的人几乎全倚仗他的恩赐。
然而，这种个人能力尽管在此类生涯的最初阶段，是一种绝对的先决条件甚至在以后也同样重要，但是当一种极权主义运动建立起来之后，确立了“领袖的意志就是党的法律”时，当它的全部层级制度出于一种简单目的而有效地训练成功、能迅速地将领袖的意志传达给一切阶层时，个人能力就不再具决定性作用。达到了上述目标之后，领袖就不可取代了，因为运动的整个复杂结构会由于缺少他的指挥而失去存在的理由。这样，尽管永远会有内部阴谋集团，永远会有人事变动，他们积聚了巨大的仇恨、痛苦和怨怒，领袖的地位仍能在一次次混乱的宫廷革命中保持稳定，这并非由于他的超人天赋（他周围更密切的人常常对此并不抱有幻想）而是因为这些人真诚地、有意识地相信，若没有他，一切都会在顷刻之间失去。
领袖的最高任务是使运动中每一个层次的双重功能特点得到体现——作为运动抵抗外部世界的奇妙防线，同时又是运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领袖代表运动，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一切普通的政党领袖；他宣称，他以官方的身份替任何一名成员或官员的行动或错误行为负个人责任。这种完全负责的做法，是所谓领袖原则在组织方面的最重要原则，据此，每一名官员不仅由领袖指定，而且也是他的活的化身，每一道命令似乎都发自这一永恒的来源。领袖与每一个由他指定的下级领导人之间完全一致，垄断一切责任，这也是极权主义领袖与一个普通独裁者和暴君之间最显着的关键区别。一个暴君绝不会将自己与下属等同，更不用说包揽他们的行为了；他也许会利用他们做代罪羔羊，为了使自己摆脱民众的愤怒，他会很乐于见到他们受批评，他总是与他的所有下属和臣民保持一段绝对的距离。相反，极权主义领袖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他的下属，因为他们总是以他的名义行动；如果他要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就必须清除犯下这些错误的人；如果他要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别人，他就必须杀死他们。因为在这种组织结构内，一个错误只能是一种骗局：骗子化身为领袖。
对运动所做的一切事情负全部责任，它与它的每一个官员之间完全一致，这导致了非常实际的结果，使谁也不曾经历过一种情况，也就是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或者解释这些行动的理由。由于领袖垄断了解释的权利和可能性，所以在外部世界看来，只有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运动的惟一代表，人们仍能用非极权主义的语言和他谈话，如果他受到责备或反对，他不可以说：别问我，去问领袖。领袖处于运动的中心，他可以表现得高于运动。因此，当局外人必须和极权主义运动或政府打交道时，一再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和领袖本人的私下谈话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无用的）。真正的极权主义领袖神话是在组织之中，组织使他有可能声称对运动的精英组织所犯的一切罪行完全负责，同时也有可能获得最天真的同路人真诚而天真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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