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全部居民实行全面控制而作的斗争，想消除每一种与之竞争的非极权主义现实，这都是极权主义政体的内涵；如果它们不将追求全球统治当作最终目标，那么它们只可能失去它们早已夺取的政权，在全世界极权主义的条件下，每一个个人都会绝对无疑地受到控制。因此，上升到权力地位首先意味着建立官方的、受到正式承认的运动总部(或在卫星国里的分部)，得到一个实验室来对现实(或准确地说是反对现实)进行实验，为了最终目的而实验如何组织民众，无视个体性和民族属性，承认尽管条件不完备，但是足以取得部分重要的结果。执政的极权主义利用国家机构来达到它长期以来的征服世界的目标，指挥运动的各个分部；它设置秘密警察作为国内实验的执行者和保镖，不停地将现实转变成虚构；最后，它建立起集中营，作为特殊实验室，来完成它的极权控制的实验。
一 所谓的极权国家
历史教导我们，取得权力和担负责任，会深刻地影响革命政党的性质。经验和常识很好地预示了执政的极权主义会慢慢地失去它的革命动力和乌托邦性质，政府的每日事务和拥有了真正的权力，会减缓运动在执政前的主张，渐渐地摧毁它的组织的虚构世界。看来它毕竟具有事物的本性，无论个人还是集体，极端的要求和目标总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阻挠；而现实作为一个整体，只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由分子化的个人组成的群众社会的虚构倾向。
非极权主义世界在它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外交事务上许多错误(最显著的例子是在签订慕尼黑协定时相信希特勒，在雅尔塔会议时相信斯大林)可以清晰地追溯，是由于经验和常识突然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与一切期望相反，重要的让步和国际声望的极大提高，无助于将极权主义国家重新纳入国际礼让。或使它们放弃谎言抱怨，说整个世界紧密联合起来反对它们。外交胜利也远不能阻止抱怨，反而促使它们利用暴力工具，导致在一切情况下都增加了对愿意和它们妥协的其他大国的敌视。
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失望与早先慈善的观察家和同情者对新革命政府的失望一样。他们原先期望的是建立新的机构，创造新的法规，无论其内容多么具革命性，都能导致稳定的状态，由此至少在极权主义运动夺得政权的国家里阻止它的势头，实际情形正相反，在苏联和纳粹德国，恐怖的增加和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成反比。所以，政治反对派看来不是实施恐怖的借口(正如自由派批评者们对政府不会下这样的结论)，而是它在盛怒时的最后障碍。
更令极权主义政体烦恼的是处理宪法问题，纳粹在掌权初期发布过大量法律和命令，但是从不正式废除魏玛宪法；他们甚至让政府部门多少还有点作用--这一事实引起当地和外国许多观察家们希望对纳粹党有所限制，新政权能够迅速正常化。但是，随着纽伦堡法律的颁布，这种情况的发展就终止了，结果是纳粹本身对自己的立法毫不关心。相反，“只有时常走向更新领域”，以致最后由纳粹制造的“国家秘密警察的目标和范围”以及其他一切国家或政党机构的目标与范围，能够“不受针对它们而发布的法律与规定的约束”。这种持久的无法律状态表现在“再也不公布一系列有效的法规”。从理论上说，这符合希特勒的名言：“完整的国家(total state)不知法律与伦理有别”；因为如果假设有效的法律符合公众伦理，出自他们的良心，那么的确不再进一步需要公开的命令了。苏联革命前的内政官员们在革命中都被清除，在发生革命变化的时期，政府敏感地注意宪法问题，甚至不顾麻烦，在1936年发布了全新的、精心构思的宪法（“表面上自由的语句，背后以断头台为前提”)，俄国国内和国外都欢呼这一事件，以为革命时期结束了。但是，宪法的公布变成了超级大整肃的开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整肃了犹存的管理阶层，抹去了一切正常生活和经济复苏的迹象，这一切在消灭富农、对农村强制实行集体化之后四年本来已有较好的发展。从那时起，1936年的宪法的作用完全与纳粹政权下魏玛宪法的作用一样：它完全被忽视，但从未遭废止；唯一区别是斯大林经受得起另一种荒诞现象--除了维辛斯基(Vishinsky)以外，凡是参加起草这部从未遭受批判的宪法的人，后来都作为叛国者被处决了。
吸引极权主义状态观察家注意的。当然不是它的独一(momolithic)结构。相反，一切严肃的研究者至少都认为有一种双重权威--政党和国家--并存(或冲突)的现象。再者，许多人强调极权主义政府奇特的“无形状态”(shapelessness)。托马斯．马沙利克(Thomas Masaryk)很早就发现“所谓布尔什维克制度从来就只是完全缺乏制度”；实际上在第三帝国“即使是一位专家，如果他想阐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被逼疯”。也经常有人观察到，这两种权力源--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表面权力和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以政府机器通常被描绘成无权的一面，它掩蓋并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
第三帝国行政机器的各个层次属于一种奇特的机构复制现象(duplication of offices)。纳粹异想天开地根据党的机构设置来彻底地规定国家机构的每一个部门设置：魏玛共和国将德国分成州或省，纳粹则加以复制，分成大区(Gaue)，尽管边界线不完全一致，但是每一个特定地区即使在地理上也归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行政单位。1933年之后，纳粹突出地占据了国家的官方各部之后，仍还未放弃机构复制，例如弗立克当了内政部长或格特纳(Franz Guerthner)当上了司法部长。这些备受信任的老党员一爬上官方的非党职位，就失去了权力，变得与其他政府官员一样毫无影响力。两人都在希姆莱这位地位上升的警察首脑的实际权威的领导之下，按常规，希姆莱应该归属内政部长管辖。位于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的旧德国外交部的命运更是国外人所共知的例子。纳粹几乎未触动它的人员，当然也从未废除它；然而在同时，他们又保留了执政之前的党内外交事务局，以罗森伯格为局长；由于这个机构专门从事与东欧和巴尔干半岛诸国法西斯主义组织的联络工作，他们就建立了另一个机构来和在威廉大街的机构竞争，即所谓里宾特洛甫局(Ribbentrop Burreau)，它处理对西欧的外交事务，在局长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而离去(亦即他进入了威廉大街的官方机构)之后仍还存在。除了这些政党机构之外，外交部还遇到另一个以党卫军机构为形式的复制机构。后者负责“和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的所有日耳曼种族团体谈判”。这些例子证明，纳粹的复制机构是一条原则。而不只是为了向党员提供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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