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设置的职务单位对于权力经常转移是特别有用的；再者，极权主义政体留在权力位置上时间越长，单位就越多，完全依靠运动的工作机会也越多，因为当在位者遭清除时，并不废止这个职位。纳粹刑冶重复设置职务单位时，先协调各种现有的协会、团体和机构。全国范围的多重设置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协调并不是指合并人既存的党内各个机构。结果，到纳粹政权结束时，有两个国家社会党学生组织，两个纳粹妇女组织，大学教师、律师、医生等等的纳粹组织也都是两个。但是不能肯定在所有情况下，原先的党内机构会比协调产生的对应机构更有权势。而且谁也不能肯定地预言，党内哪一个机构会在内部层级制度中地位上升。
有一个富于代表性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有计划的无形状态，这件事发生在科学界的一个反犹主义组织。1933年，在慕尼黑成立了一个研究犹太人问题的机构(犹太问题研究所(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由于犹太人问题总是被认为决定了整个德国历史，所以这个研究所很快地扩大为近代德国历史研究所。所长是著名历史学家沃尔特．弗兰克，研究所将传统的大学改成外表上的学术机构。1940年，在法兰克福成立了另一家犹太问题研究所，所长是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他由于是党员，所以地位很高。结果，慕尼黑研究所变成一个影子机构，而法兰克福研究所本应接收掠夺而来的欧洲犹太人收藏，所以应成为规模颇全的犹太教图书馆所在地。但是几年以后，当这批收藏品运到德国时，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没有运到法兰克福，而是去了柏林，被希姆莱的盖世太保特别部门接收，目的是为了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不只是为了研究)，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埃希曼(Adolf Eichmann)。旧有的研究所也并不废除，所以在1944年，情况变成这样：在大学历史系的门面背后，存在着慕尼黑研究所更加实在的权力之威胁，在它之后，又是罗森伯格的法兰克福研究所。而在这三块门面的背后，才是由它们掩盖和保护的真正权力中心--盖世太保特别分部“国家安全部”(Reichssicherheirshauptamt)。
苏联政府外表上尽管有成文宪法，但是不太引人注目，甚至很难从外部观察它，不像纳粹从魏玛共和国继承和保留的国家行政机构。苏联政权不像纳粹那样在协调时期就积累权力职位，所以更加依赖于创造新的职位，消除原先的权力中心。从这种方法产生的官僚机构剧增现象，受到了大整肃造成的反复清除的阻止。但是我们至少也可以看出，俄国有三种严格分开的机构：苏维埃或国家机构、党的机构、内务人民委员机构(NKVD)，各自有独立的经济部门、政治部门、教育文化部门、军事部门，等等。
在俄国，政党官僚的表面权力与秘密警察的实际权力与纳粹德国政党与国家的权力关系一样，而多重衍生只在秘密警察身上显得特别复杂，特务网广泛密布，指定一个部门监控另一个部门。苏联的每一个企业都有秘密警察的特别部门，一视同仁地监视党员和普通群众。与这个部门共存的是党的另一个警察分支，它监视每一个人，包括内务部特务，它的成员是对手机构毫不知其名的人。除了这两个间谍机构，更有作用的要数工厂工会，它负责监督工人完成预定工作额。但是，比这些机构更重要的是内务部的“特别部门”，它代表“内务部中的内务部”，即秘密警察内部的秘密警察。这些相互竞争的警察机构的一切报告最后送交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Po-litburo)。哪一份报告最重要，应该交给哪几个警察部门去执行警察措施，都在这里作出决定。当然，无论全国普通居民，还是任何一个警察部门，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决定；今天可能是内务部的特别部门，明天可能是党的特务网，后天可能是地区委员会或一个地区部门，所有这些部门中，没有一个是根基合法的权力层级或权力机构；唯一确实的事情是，最后总有一个部门被选择来体现“领导的意志”。
每一个在极权主义国家里的人可能确信的唯一规律是，凡是政府机构。越明显可见，它们具有的权力就越少，凡是存在的机构越不为人知，最终势必权力越大。根据这条规律，苏维埃由成文宪法承认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权力却比布尔什维克党小，布尔什维克党公开招收党员，被承认是统治阶级，权力却小于秘密警察。秘密开始，实际权力也就开始。在这一方面，纳粹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国家很相像；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希姆莱的秘密警察机构垄断而集权，而俄国的警察活动混乱而互不关联。
如果我们仅仅认为极权主义国家是一种权力工具，将行政效率，工业能力、经济生产力等等问题搁置一边，那么它的无形状态就变成实现所谓领袖原则的最理想、最适合的工具了。重叠的、任务相同的职位之间不断竞争，造成对立和破坏，几乎没有机会产生效率；重点的迅速转移使一个职位沦为影子。另一个职位上升到权力，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又不使任何人意识到变化或存在反对派的事实，这种制度的附加优点是对立的职位好像从来不知道它的失败，原因或者是它并未被废除(例如在纳粹政权里）。或者到很晚才消灭，与具体事情表面上毫无任何关联。由于除了少数几个策划者之外，谁也不知道权力机构之间的确实关系，所以事情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非极权主义世界只偶尔有这些情况。例如一名高级外交官员承认大使馆里的一名小职员是他的顶头上司。回顾历史，倒常常可能看清为何突然发生这样丧失权力的现象，或者这种现象的原因。例如，今天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战争爆发时，像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或汉斯．弗兰克这样的人会转到国家的职位上，因而被清除出真正的权力中心，即领袖的内部小圈子。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仅不知这些运动的原因，甚至可能不怀疑这类明显上升的职位(成为波兰总督或帝国东欧占领区事务部长）实际上不是意味着事业的顶峰。而是他们在国社党内生涯的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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