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一个统治集团，便使极权主义独裁者的继任者问题变得特別麻烦和为难。这个问题的确使所有的篡位者困扰，而更有特点的是极权主义独裁者从无一人试过建立一个王朝、指定儿子继位的旧方式。希特勒作了无数次指定，而后又自我否定，斯大林的方式是使继位在苏联成为一种最危险的荣誉。在极权条件下，懂得输送带(transmission belts)的迷宫便等同于最高权力，而每一个被指定的继位者一旦开始明白实况，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被自动清除。有效的、相对长久的任命的确预设着集团的存在，它的成员们会分享领袖垄断的内幕知识，而这正是领袖必须不惜一切予以防止的。希特勒有一次用自己的话向国防军的最高将领们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在战争的动乱中对这个问題可能深感苦恼，希特勒说：“作为最终因素，我必须完全谦虚地(in all modesty)提出：我本人是不可取代的。……帝国的命运完全只靠我一人。”无须在“谦虚”这个词上寻找讽刺意义；极权主义统治者与先前的篡位者、专制君主、暴君不同，似乎相信继位问题并不十分重要，这项工作不需要特殊品质和训练，整个国家最终会在他死去时遵从偶然被任命的任何人，不会有渴望权力的反叛者否定此人的合法性。
作为统治的技巧，极权的设计看来简单而具有实效。它们不仅保证绝对的权力垄断，而且空前地确信一切命令都必定被执行：“输送带”的多元、层级的混乱，都让独裁者完全独立于他的一切下级，有可能使政策变换迅速而出人意料，这一点是极权主义最为人知的特色。国家政体可以防止震荡，因为它根本无形。
这种异常的效率为何以前从未试过，其原因与此设计本身一样简单。职务单位多重设置摧毁了一切责任感和竞争感：它不光使行政背上巨大负担，能力下降，而且实际上使生产力下降。因为各种互相冲突的命令常常使实际工作拖延，直到领袖的命令决定了事情为止：精英干部的狂热对于运动的功能至关重要，它系统地废除了一切对具体工作的真正兴趣，产生了一种思想状态，每一种可想见的行动都被看成某种完全不同事物的工具。这种思想状态不限于精英，它逐渐扩大影响到所有的人，他们的生死问题中最具体的细节都依靠政治决定，亦即取决于和行动表现毫无关系的原因和外部动机。经常性的变动、降职和升级造成不可能有可靠的集体工作，阻止了事物的发展。从经济角度来看，奴隶劳动是俄国没有能力经受的奢侈做法；在技术能力严重短缺的时代，集中营里关满了“高水平的工程师，他们竞相做管线铺设、修钟、电力照明、电话修理等等工作。”从纯粹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苏联不会有能力承受30年代的大整肃，它中断了等待已久的经济复苏，也不会有能力承受破坏红军总参谋部的行为，它几乎导致俄国对芬兰战争的失败。
德国的情况在程度上不同。开始时，纳粹显得很注意技术和管理技能，允许有商业利润，在经济上不过加干涉。在战争爆发时，德国还没有完全极权主义化，如果认为战争准备是一种合理的动机，那么就必须承认，大致上到1942年，它的经济还能够合理地运作。战争准备本身不是反功利主义的，尽管它的成本花费非常高，但是“征服别国以夺取财富和资源，比从外国购买或在本国生产要廉价得多”。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意图掠夺其他国家，来补充国内经济之不足，那么，投资与生产、稳定收益与利润、资源枯竭等等经济规章就不能适用；这是事实，而富有同情心的一些德国人也明白这一点，著名的纳粹口号“大炮或者黄油”实际上意味着“通过大炮获得黄油”。直至1942年，极权统治的法则开始压倒一切考虑。
战争爆发时，极端化的做法立即开始了；人们甚至可能猜测，希特勒挑起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是，战争可以使他加快在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但是，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并未因为像斯大林格勒那样毁灭性的失败而受阻，战争完全失败的危险只是另一种刺激，使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摆上桌面，全力以赴地尝试通过无情的极权组织来实现极权主义种族意识形态之目标，而无论时间多么短促。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一向与民众严格隔开的精英组织作了大规模扩展；军队的党禁开放了，军事指挥权从属于党卫军指挥官。党卫军心怀嫉妒地保卫的犯罪独占权也被放弃了，士兵们任意被指派参加大规模屠杀。军事、经济、政治诸方面的考虑都无权干涉花费极高、麻烦极多的大规模屠杀和驱逐的计划。
如果考虑到纳粹最后几年的统治和他们的“五年计划”，尽管他们没有时间执行，但是它的目标是消灭波兰和乌克兰民族，消灭1．7亿俄国人(在一项计划中提及此事)，西欧的知识分子，例如荷兰人和阿尔萨斯与洛林的人，以及根据即将执行的帝国健康法案或已制定的“社区外国人法”(community alien law)指定无资格生存的德国人，就像布尔什维克1929年(俄国极权主义专政的第一年)的五年计划一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庸俗优生学的口号，另一方面是经济高调，构成了“狂妄之举，其中一切逻辑规则和经济学原理都完全颠倒”的序曲。无疑，极权主义独裁者并非有意识地走上通向疯狂的道路。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对极权国家结构的反功利主义性质的迷惘产生自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是在研究一个正常的国家--是官僚主义、暴政、独裁的国家--我们忽略了极权统治者强调的话，他们将偶然夺得政权的国家看作是走向征服全世界的国际运动临时司令部，他们从几百年、几千年的角度来认识胜利和失败，全世界性的利益总是压倒了它们自己领土的局部利益。著名的口号“凡是对日耳曼民族有利，就是正确的”只是为了大众宣传；纳粹分子们听到的是“凡是对运动有利，就是正确的”，这两种利益并不永远相符。纳粹并不认为日耳曼人就是一个主人种族，世界属于他们，而是认为，他们应该由一个主人种族领导，就像其他一切民族一样，而这个种族正在诞生。主人种族的曙光不是日耳曼人，而是党卫军。希姆莱所说的“日耳曼世界帝国”(Germanic world empire)。或者希特勒可能会说的“雅利安”世界帝国，无论如何总是几百年以后的事。对于“运动”而言，更重要的是显示出，有可能用消灭其他“人种”来造出一个新种族，这比显示赢得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更有意义。使外部观察家感到这是“狂妄之举”的，在于运动绝对高于国家、民族、人民和由统治者自己拥有的权力地位的结果。真正的极权主义统治手段将绝对的、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先前从未试过这种手段的原因是普通的暴君从未发疯到拋弃一切有限的局部利益--经济的、民族的、人的、军事的--以迎合一种无限遥远的将来的纯粹虚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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