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将嫌疑者转化为客观敌人的做法密切相关的是秘密警察在极权国家内的地位变化。秘密警察向来被正确地称为国中之国，这不仅发生在专制主义国家里，而且也发生在宪法政府和半宪法政府中。仅就拥有秘密情报而言，就永远使这个部门决定性地高于政府的一切其他部门，而且对政府的成员构成公开的威胁。相反，极权主义的警察完全服从领袖的意志，只有领袖才能决定谁是下一个潛在的敌人，或者(像斯大林所做的那样)谁可能挑选出秘密警察的干部作为清除的对象。由于不再允许警察使用挑拨的方法，他们就被剥夺了永远使自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唯一可用的手段，完全变成为了维护自己的工作而完全依靠上级。就像非极权主义国家里的军队一样，极权主义国家的警察只执行政策，失去了他们在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拥有的一切特权。
极权主义警察的任务不是去发现罪行，而是当政府决定逮捕居民中某一类人时，它能立即出动。它的主要政治特征是，只有它才受到最高当局的信任，并且知道要强化哪一条政治路线。这并非只在高级政策问题上有效，例如清除整个阶级或种族群体(在30年代初，只有格别乌干部才知道苏维埃政府的真正目标，在40年代初，只有党卫军组织才知道要清除犹太人)；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中的关键是工业企业中只有内务人民委员会代表才接到莫斯科的命令，知道要他们做什么，例如加速生产铁管--无论这道命令是简单地需要铁管，还是要整垮厂长，还是要清除全体管理人员，或者取消这家特殊工厂，或者在全国传达这道命令，以便开始一场新的整肃运动。
复制秘密警察机构，使它的成员互不知情，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极权统治需要最极端的灵活性：例如，莫斯科可能还不知道，当它发布要铁管的命令时，究竟真的是要铁管--铁管总是需要的--还是要一场整肃运动，增加秘密警察，就造成在最后一刻改变决定的可能，以致当一个部门可能正在向工厂厂长传达列宁的指示，另一个部门却正在布置逮捕他。这种矛盾的任务可能同时下达，警察的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秘密警察在极权政体下和在其他政体下一样，垄断某些重要的情报。但是这种只有警察才能知道的情报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警察不再关心未来牺牲者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不追问这些牺牲者会是谁)，警察变成了国家最大秘密的托管人。这自然意味着极大地改善了声誉和地位，尽管这伴随着失去一定的实际权力。领袖不知道的事情，秘密警察也不再会知道；他们下降到了权力执行者的层次。
从法律角度来看，比从可疑分子转到客观敌人这种变化更有趣的是，可疑的触犯被极权主义置换为可能的罪行(possible Crime)。可能的犯罪不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敌人。嫌疑人的被捕，是因为他被认为可能犯的一桩罪行和他的人格(或者他被怀疑的人格)多多少少相符合，极权主义所说的可能的罪，所根据的是逻辑推断客观发展。对老布尔什维克卫士和红军将领的莫斯科审判是惩罚可能罪行的范例。在异想天开地罗织的指控背后，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下面的逻辑推理；苏联的发展可能导致危机，这场危机可能导致推翻斯大林的独裁，这可能会削弱国家的军事力量，可能引起一种新的情况。新政府可能会签署停战协定，甚至会和希特勒结盟。而在当时，斯大林已开始宣称存在着一个推翻政府的阴谋和一个与希特勒勾结的阴谋。针对这种虽然完全不可能(impropable)的“客观”可能性，只有“主观”因素，例如被指控者值得信任、他们疲乏了、他们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坚定地相信若没有斯大林就会失去一切、他们确实仇恨法西斯主义--一系列事实细节，其中自然缺乏虚构的，逻辑的、可能的罪行的连贯性。因此，极权主义的中心假设--一切都是可能的--就通过不断清除一切事实的束缚，得出荒唐可怕的结论，即统治者可以认定的每一桩罪行都必须受到惩罚，无论此罪是否已犯．可能罪行就像客观敌人一样，当然在警察的能力范围之外，他们既不能发现、发明它，也不能挑动它。秘密警察在此又一次完全依靠政治权威。他们失去了国中之国的独立性。
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只有在一个方面仍然很像非极权主义国家的秘密警察。根据传统做法(即自从福熙以来)，秘密警察从它的受害者处得益，并从某些非正统的来源中扩大官方的国家批准的预算，只消在应该被禁止的活动中参与一角，如赌博和娼业之类。这些自己筹款的非法方式各式各样，从友好地接受贿赂到大胆勒索，这在使秘密警察从公共权威当局下获得自由、加强他们作为国中之国的地位，是一个很突出的因素。奇怪的是，一切都变了；只有警察活动的经费和收入来自他们的受害者这一点没有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乎完全依靠剥削奴隶劳工，也确实别无利润，经费也只用于巨大的秘密机构。希姆莱最初通过劫掠犹太人的财产来提供他的党卫军部队经费(他们是纳粹秘密警察干部)；然后他和农业部长达雷(Walter Darré)签订了一份协议，希姆莱从中得到几亿马克，这是达雷每年从国外廉价买进农产品，又在德国以固定价格出售而赚来的。战争期间，这种收入来源当然不见了；托德特(Todt)的继任艾伯特．斯皮尔(Albert Speer)，德国1942年以后最大的劳动力雇主，于1942年向希姆莱提议同样的交易；假如希姆莱同意党卫军将输入的奴隶劳工(他们的工作非常低效)拨给斯皮尔的组织，后者就将利润的一部分提供给希姆莱作为党卫军经费。在这种多少显得常规化的收入来源之外，在经济危机时，希姆莱又加用了秘密警察旧的勒索方法；党卫军各单位在自己周围组织了“党卫军之友”的团体，它们必须为当地党卫军的需要而提供“自愿”基金。(值得注意的是，纳粹秘密警察在它筹集资金的各种活动中并不剥削囚犯。除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中，集中营的人力不再由希姆莱单独决定，集中营里的工作“没有合理目的，只有对不幸的囚犯们增加负担和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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