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既然意识形态无力改变现实，那么它们从经验之下达到思想解放就必然通过某些方法来显示。意识形态思维将事实都组织进一种绝对逻辑过程，这种逻辑过程从公理上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也就是说，它展开的那种连续性在现实范围里根本不存在。推论可以从逻辑角度或辩证角度展开；在这两种情况中，它都涉及一种连贯一致的论证过程，因为这种论证是根据过程来思考的，假定它能够理解超人类运动、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理解是靠心智的模仿来达到的，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辩证思维，模仿的是“科学地”建立的运动法则，通过模仿过程使理解整合起来。意识形态的论证一向是一种逻辑推论，对应于前面提及的两种意识形态因素——运动的因素和从现实与经验中解放出来的因素——首先因为它的思想运动并不产生于经验，而是自我产生的，其次，因为它将取自经验的现实中惟一要点转变成一个公理的前提，从此以后就使论证过程完全脱离进一步的经验。一旦确定了它的前提和它的出发点，经验就不再干涉意识形态思维，它也不能由现实来教导。
极权主义统治者用来将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武器的手法（它可以迫使他进人恐怖运动）欺人耳目地简单而且不显眼：他们极其认真地采用这些手法，将它们因为自己的最高天才——冷冰冰的推理（希特勒语）和“辩证法的无情规律”——着手驱使意识形态的含意进人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极端，在旁观者看来，这简直“原始”到荒谬的地步：一个“垂死的阶级”包括该死的人：“不适宜生存的种族”应该被消灭。谁若同意有“垂死的阶级”这一种东西存在，但是不得出应该杀死它们的成员的结论，或者同意生存权与种族有关、却又不得出杀光“不适宜的种族”的结论，那么很明显地不是愚蠢就是胆怯。这种严格的逻辑性作为行动的指导，渗透到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整个结构。希特勒和斯大林虽然并没有为他们的运动的观念和宣传口号增加任何一种新思想，但是仅凭上述原因，就应该认为他们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专家。
这些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与他们的先驱者之间的区别是，吸引他们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的“观念”——阶级斗争与对工人的剥削，或种族斗争与关心日耳曼民族——而是从中可以发展的逻辑过程。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不是观念，也不是预言，而是“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完全征服了（列宁的）听众”。马克思认为，当观念抓住了群众时，就产生了力量；发现力量，不是为了用于观念，而是为了用于它的逻辑过程“好象一种强有力的触角从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象被老虎钳夹紧了，你无力逃脱；你要么投降，要么下决心彻底输尽。”只有当实现极权主义的主张——实现无阶级社会，或成为主人种族——到了紧要关头时，这种力量才显示出来。在实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为了吸引群众而赖以为基础的原初实质问题——剥削工人, 或德国的民族抱负——慢地失去了，好象已被过程本身吞噬；正是根据“冷冰冰的推理”和“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工人们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甚至失去了过去在沙皇压迫下都能准许的那些权利，德国民众蒙受战争苦难，这场战争根本不考虑日耳曼民族生存的最低需要。正是在意识形态政治的本质中——不是为了自我利益或渴望权力而产生背叛——意识形态的真正内容（工人阶级或日耳曼民族）原先引起了“观念”（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或种族斗争是自然法则）现在却被用来执行观念的逻辑吞噬了。
极权主义要求取代孟德斯鸠的行动原则，但是制造受害者和杀人者的却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种族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它的内在逻辑性。在这一方面 希特勒像斯大林一样，非常喜欢那种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你若不说Ｂ和Ｃ等等，一直说到无数字母的末尾，你就不能说Ａ。在这里，逻辑性的强制力量看来有其根源；它产生于我们对自相矛盾的恐惧。布尔什维克的整肃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在这个程度上，它主要依靠这种基本恐惧．并且争辩如下：我们都同意一个前提，即历史就是阶级斗争，也同意党在从事阶级斗争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从历史角度来说．党是永远正确的。（托洛茨基说：“我们只有和党在一起，并且依靠党，才会正确，因为历史提供的惟一正确道路就是这样。”）在这个历史时刻，根据历史法则，一定会犯某些罪，而党知道历史法则，必须惩罚之。至于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也许是党知道罪行，但是不知道谁是罪人；比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惩治罪行，因为倘若没有这种惩罚，历史就不会进步，而只能在它的过程中倒退。所以，你要么是犯了罪，要么响应党的召唤，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过党来推动历史，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这种论证的强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由于这种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个生命毫无意义；你说的Ａ，透过它逻辑地产生的Ｂ和Ｃ，主宰了你的整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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