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期地使用暴力推翻整个巨大的行政管理机器,防止了进一步的竞争,这无疑有许多好处:它使相对比较年轻的官员有了信心,防止了条件的僵死不变(这至少在和平时期隐藏着极权主义统治的危险);消灭了德高望重者,就能防止发生通常将年轻成员绑在年长者身上的那种忠诚,因为年轻人的升迁取决于他们的意见和善意;它一劳永逸地根除了失业的危险,保证每一个人有一份与他的教育程度相配的工作。因此,在1939年,当苏联的大整肃结束之后.斯大林可以很满意地指出“党能够将50万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提升到国家和党的事务的领导岗位上”。这种要想取得一份工作,就得不公正地清除前任的做法是一种耻辱。与德国在职业问题上清除犹太人一样,具有败坏道德的效果:它使每一个有职业的人都有意识地成为政府罪行的帮凶,无论他喜欢不喜欢政府的恩惠,结果是,卑顺的个人越是敏感,他越会使劲地替政府辩护。换言之,这种制度是最完整的含义上领袖原则的逻辑发展,是最好的忠诚保证,使每一个新的世代都将它的生活依赖于为创造工作机会而发动整肃的领袖之当前政治路线。它也实现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一致,为苏联辩护的人为此感到十分自豪(或者在纳粹那里,是废除了私人生活范围),因为每一个个人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将他的存在归诸政权的政治利益;而当这种一致利益破产时,下一场整肃将他逐出职位,政府就必使他从生活的世界里消失.两面特务以一种区别不太大的方式认同革命事业(否则他会失去工作),而不是仅仅认同秘密警察;同样在那个领域。轰动一时的升迁只会以一种默默死去作为结局,因为看来双重游戏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当极权主义政府在一切职业上提供了如此升迁条件,就像先前只流行于被社会弃逐者中间的情况一样时,就在社会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两面特务的心理(他们愿意以短命为代价来换取几年的绝顶风光)必然变成俄国革命后的一代在个人事情上的哲学观,德国战后情况稍好一些,但也是十分危险。
这就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产生作用的社会,充满着以往秘密警察垄断时期的标准,靠那个时期的方法谋生.只有在最初的阶段,当夺权斗争仍在进行时,只有受害者才被怀疑是反对派。随后极权主义事业就集中在客观敌人上,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波兰人(这是纳粹的情况),或者是所谓的“反革命分子”(counter-revolutionaries)——这种指控“在苏俄……建立在被指控者有具体行为之前”——这些人可能在过去某些时候拥有过一家商店,或一幢房子,或者“父母或祖父母拥有过这类东西”。或者曾属于红军占领军部队,或者是波兰血统的俄国人。只有在这最后的、完全极权主义的阶段,关于客观敌人的概念和逻辑上可能的罪行说法才被抛弃,受害者是完全随意被选定的,即使未被指控,也被宜布为不宜活着。这种“不理想者”(undesirable)的范畴,在纳粹的例子中可以包括精神病人、肺病和心脏病患者,或者在苏联的例子中,会是碰巧被扫进百分比里的人,各省的比例不一,凡划进比例者即遭驱逐。
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比任何暴君都更有效地蔑视人的自由。一个人总要至少是暴君的敌人,才会受暴君惩罚。那些勇敢地以自己的头颅来冒险的人并没有放弃言论自由。从理论上来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还可选择做反对派的;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带来一种每一个别人都可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如果希特勒有时间实现他的德国健康法案(General German Health Bill)的梦想,肺病患者的命运就会像纳粹政权初期的共产党员和后期的犹太人一样。同样地,俄国政权的反对者遭受的命运,像几百万关进集中营以符合某种配额一样,只减轻了警察做任意选择的负担。无辜者和有罪者一样,不是理想的人。
关于罪行和罪犯的概念变化,决定了极权主义警察的新的恐怖方法。罪犯遭到惩罪,不理想的人从地面上消失;他们留下的唯一痕迹是认识和熱爱他们的人的回忆,而秘密警察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是保证甚至连这样的痕迹也随同倒霉的人一起消失。
奧克拉那(Okhrana),格別乌在沙皇时代的前身,据说发明过一种档案制度,每一个嫌疑犯都有一张大的记录卡,中间是他的名字。用红笔圈出;他在政治上的朋友们名字用小红圈,他的非政治朋友用绿笔圈出;咖啡色的圈标明接触过可疑分子的朋友的人,但是不认识此一可疑分子;可疑分子的朋友们之间的交叉关系(政治的或非政治的)以及朋友的朋友,用圆圈之间的直线连接起来。很明显,这种方法的局限只由档案卡尺寸大小决定,而且从理论上说,一张巨大的单页纸就可以显示出全体居民的关系和交叉关系。这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乌托邦目标。它放弃了传统的旧警察梦想,那是测谎器仍然想达到的,而不再企图发现谁是准,或者谁在想什么(测谎器或许是最有趣的形象例子,这种梦想明显地印在一切警察的脑子里;很明显,复杂的测量仪最多只能测定受害者冰冷的血或紧张的心情。事实上,使用这种机器背后的弱智的推理只能解释为非理性的愿望,总想有可能读出人们脑子里的某些东西)。这利旧的梦想十分可怕,由于时间使人减退记忆,于是就一律诉诸严刑酷罚和最可鄙的残忍手段。它只喜欢做一件事:要求做到不可能的事。极权主义警察使用现代技术想要达到的现代梦想真是无比恐怖。现在的警察梦想叫人站在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地图旁,看着地图就随时招供谁和谁有关系,亲密程度如何;从理论上说,这种梦并非不能实现,尽管使用的技术手段比较困难。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张地图,那么,连记忆也不会阻挡极权主义的统治要求;这样一张地图可以抹去任何人的任何痕迹,似乎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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