㈡早期反犹主义
有一条明显常却被人遗忘的规律：只有当反犹情绪能同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吻合，或者当犹太人群体利益公开和社会上一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才和政治有关。我们从中欧和西欧国家所知的现代反犹主义，其起因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而复杂的阶级条件导致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普遍暴力仇恨。由于政府无力解决土地问题，无法通过解放农民而使民族国家获得最低限度的平等，因此封建贵族不仅成功地维护了它的政治统治，而且也成功地防止了中产阶级的正常兴起。这些国家里的犹太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在其它每一个方面都很虚弱——似乎符合中产阶级的某些功能要求，因为他们大多是店主和商人，是作为一个团体而处于大地主和无财产阶级之间。然而，小产业主既能在封建经济，也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犹太人在到处都不能或不愿随工业资本主义路线发展，所以他们的活动结果仅仅是一个分散的、效率较差的消费组织，而无足够的生产系统。犹太人的地位对于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阻碍，因为他们外表看来好象只有他们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期待，事实上却无能完成。由于他们的出现，使人感到犹太人的利益和那些可能正常地从中产生中产阶级的人口部分相冲突。另一方面，政府试图在不消灭贵族和大地主的前提下，半心半意地扶持一个中产阶级。他们唯一认真的尝试就是从经济上清除犹太人，这部分地是由于大众舆论的要求，部分地是因为犹太人仍是封建旧秩序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处于贵族和农民之间，而现今他们在生产方面不履行任何功能就构成了中产阶级，实际上却成了一种阻碍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因素。然而，这些东欧的情况虽然构成了犹太人问题的本质，在本书的脉络上并不重要。他们的政治意义只限于在落后国家内，其对犹太人的仇恨却无所不在，致使他们的政治意义就作为达到具体目的武器而言几乎无用。
1807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之手，这就立即煽动起了最初的反犹主义，“改革派”改变了政治结构，使贵族丧失了特权，中产阶级赢得了发展的自由。这场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将普鲁士在启蒙时代以后专制政治的半封建结构改变成多少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它的最后阶段就是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
尽管当时柏林的大多数银行家是犹太人，但是普鲁士的改革并不需要他们给予任何可观的经济支助。普鲁土改革家们对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鼓吹解放犹太人，这是使一切公民获得新平等、取消特权、提倡自由贸易的结果。他们并无兴趣出于特定目的而将犹太人作为犹太民族保存下来。关于在平等条件下“犹太人可能不再存在”的争论，他们的回答总是：“任其自然。政府只问他们是否成为好公民，他们是否存在与政府有何相干?”再者，解放犹太人一事相对地并不触犯别人，因为普鲁士刚刚失去拥有大量贫穷犹太人口的东部几个省。1812年的解放法令只涉及富裕的和对社会有用的犹太群体，他们早已享有特权，享有大部分民权，在普遍取消特权之后，他们反而在民权地位上遭受严重损失。对于这些群体来说，解放意味着只是一般地从法律上确定现状罢了。
但是，普鲁土改革者对犹太人的同情不止是他们的普遍政治企图的逻辑结果。大约十年后，反犹主义兴起之际，威廉．冯．洪堡德宣称：“我只是爱全体的犹太人；而在个别情况下我宁可避开他们，”当然他是站在公开反对流行习惯的立场上，当时的社会普遍地喜欢个别犹太人，而从整体上歧视犹太民族。洪堡德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他希望解放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而不是将各种特权赐予个人。这一观点也符合旧普鲁士政府官员们的传统，在十八世纪，他们一贯坚持改善犹太人的条件和教育，他们的观点也时有所闻。他们支持犹太人，并非仅仅出于经济或国家利益的原因，而是很自然地同情一个身处国家领域之内、却站在社会体之外的唯一社会群体，尽管它是由各种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一名文官所受的教育是他应该忠诚于国家，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并切断其阶级连带，这是旧普鲁士国家的杰出成就之一。这些官员在十八世纪的普鲁士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群体，事实上也是改革派的前驱；在整个十九世纪，他们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尽管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他们对贵族的影响力已大部分失去。
通过改革派的态度，尤其是通过1812年的解放敕令，国家对犹太人的特殊兴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明显地表现出来。原先坦率承认犹太人有用(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在听说也们可能集体改变信仰的时候喊叫说：“我希望他们别做这种魔鬼勾当!”)的态度不见了。解放是根据原则宣布的，而根据当时的时代心理，任何指涉特殊犹太人服务的想法都是亵渎。导致解放犹太人的特殊条件虽然是每一个关心此事者都知道的，此刻却被掩盖起来。似乎这是一桩巨大而可怕的秘密。另一方面，解放敕令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最后的和最辉煌的成就，它将一个封建国家改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使这个社会从此不会再有特权存在。
贵族阶级自然作出痛苦的反应，这个阶级受到最惨的打击，于是突然出人意纠地爆发了反犹主义。它的意见表达得最清晰的代言人、保守思想最著名的奠基人之一路德维希．冯．德．马尔威兹(Ludwig von der Marwitz)向政府递交了一份长篇请愿书，他在其中说，现代犹太人会成为唯一享受特殊利益的群体，并说到“旧日的令人敬畏的普鲁士君主政治转变为一个新型的犹太国家”。这一政治上的攻诘伴随着一种社会的抵制力量，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柏林社会的面目。因为贵族曾经最早和犹太人建立友好的社会关系，并在世纪交替之际使那些犹太女主人的沙龙大大扬名，在短时间内就聚集成混合的小社会。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不带偏见是犹太贷款人努力作出服务贡献的结果，他们几百年来被排除在一切大商业活动之外借钱给那些倾向于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人，从这种经济上并非生产性的、没有意义的、但是在社会上却是重要的贷款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唯一机会。无论如何，值得注意是，当君主专制政体及其更多的金融可能性使私人贷款业和小宫廷犹太个人成为历史，那种社会关系却留存了下来。一个贵族自然会因为不愿在紧急情况下失去一种有价值的援助，由此使他想娶一位犹太富人之女为妻，而不是去仇限犹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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