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幻想中，甚至可以预见最坦率的希特勒的宣传技巧，宣称犹太资本家与犹太社会主义者之间秘密联盟。不可否认，整个计划尽管都是想象和幻想，却有它自己的逻辑。如果谁像狄斯累利一样，假设犹太百万富翁是犹太政治的缔造者，如果当真以为犹太人几百年来受侮辱(这确有其事，但是犹太辩护士们的宣传刻意夸张则更显愚蠢)，如果见到犹太百万富翁之子成为工人运动领袖(这情形很常见)，而又根据经验知道犹太家庭纽带是如何紧密，那么狄斯累利所谓犹太人对基督教各民族的精心报复的说法就不会太牵强。当然，事实上犹太百万富翁的儿子倾向于左翼运动，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银行家父亲从未和工人发生过公开的冲突。因此，银行家们完全缺乏任何一个普通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理所当然地具有的那种阶级意识，而在另一方面，恰恰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工人们并不怀有其它每一个阶级确实对犹太人显示出来的或隐或显的反犹情绪。明显地，大多数国家里的左翼运动为民族同化提供了唯一真正的可能性。
狄斯累利坚持喜欢用秘密社会的说法来解释政治，所根据的经验后来使许多欧洲一般知识分子信服。他的基本经验是，要在英国社会占有一个地位，比在国会里赢得一个席位还困难得多。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社会纷呈时髦的俱乐部，它们是没有政党之分的。这些俱乐部虽然对于形成政治菁英是十分重要的，却避开了公共控制。外人必然觉得它们十分神秘。说它们秘密，是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只有当其它阶级的成员要求加入，或者被拒绝，或者经过无数次意想不到的、明显不合情理的困难之后才被接纳时，才变得很神秘。任何政治荣誉都不能代替与特权者密切连系能获得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狄斯累利的野心即使在晚年遇到过几次严重的挫折，也并未导致他政治上的失败，因为他仍然是“伦敦社会最威风的人物”，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狄斯累利天真地确信秘密社会的至高无上重要性，他是进入那些新的会社阶层的先驱者，他生于社会的范围之外，从来不能恰当地理解其规则。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在社会与政治的界线经常混淆的环境中，尽管表面看来情况很混乱，获胜的总是狭隘的阶级利益。局外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目标明确而又有意识地建立的一种制度，才能获得如此显着的结果。事实上，社会游戏从整体上只需要一种坚定的政治意志，以便将一种介于有意与无意之间的利益游戏和实质上毫无目标的运作转变为某种特定的政策。在法国的德雷富斯事件期间、在德国的希特勒掌权之前十年间所发生的情形大致如此。
然而，狄斯累利不仅是英国社会的局外人，也是犹太社会的局外人。他几乎不懂得他所佩服至深的那些犹太银行家的心理，如果他了解到这些“特例的犹太人”尽管被排斥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外(他们从未真正考虑进入这个社会），却共同遵奉一种政治原则，认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是保护财产和利润，那么他一定会对他们感到失望。狄斯累利所看到的、并且印象很深刻的只是一个没有外在政治组织的团体，它的成员仍然由似乎无限的家族和商业纽带联接着。每当他必须和他们交往，并且发现一切都得到“证实”的时候，他的想象力就活跃起来——例如当亨利.奥本海(Henry Oppenhelm)提供的消息——他知道埃及的土耳其总督急于出售苏伊士运河的股份——使英国政府取得运河的股份，而这场买卖又通过列奥纳尔.罗斯希尔德(Lionel Rothschild)贷款四百万英镑来完成。
总而言之，狄斯累利的种族信念与关于秘密社会的理论都产生于一种想解释某种看来很神秘的事物的愿望，但实际上是一种幻想。他无法从“特例犹太人”的想象中看清政治现实；但是他能够而且确实做到了将幻想变成群众的恐惧，使沉闷的社会从一个十分危险的童话中得到了娱乐。
以一种种族狂热者的坚持，狄斯累利不屑那些“现代新型的民族感情原则”。他仇视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政治平等，并且害怕犹太人在这种条件下的生存。他幻想种族可以从社会和政治角度逃避平等化。由于他对当时贵族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一向对犹太民族的了解，所以毫不奇怪，他只根据贵族阶级的等级概念来铸造种族概念。
这些关于社会上无特权者的概念无疑可能是太过分了，但是，假如这些概念不遇到真正的政治需要，可用来适应各种政治目的——例如在争夺非洲的过程中一一那么在欧洲政治中就会显得毫无意义。资产阶级社会愿意相信这些概念，这就使狄斯累利成为十九世纪唯一一个获得了真正名声的犹太人。而说到底，使他获得天大好运的倾向最终竟引起他那个民族的巨大灾难，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㈢在恶与罪之间
巴黎曾被准确地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之都”(沃尔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语)。充满希望的十九世纪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百多年来，经历了反对使公民堕落为资产者的毫无希望的斗争，在德雷富斯事件中降到了最低点，引起紧接着十四年的病态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可以由具有雅各宾党人气质的克莱孟梭(Georges Clemencean)——法国最后一位大革命之子——领导而获胜，但是“优秀民族”的辉煌世纪毕竟走到了尽头，而巴黎失去了政治意义和社会魅力，只留给了各国的前卫知识分子。就在狄斯累利死后，始于争夺非洲和竞争欧洲的帝国主义控制权的二十世纪，法国只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因此，部分由于其它国家的经济扩张，部分由于内部分裂，所造成的衰落其形式和规律可以说是民族国家固有的。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生的一切，三十年或四十年后在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里都发生了。除了年代差异之外，魏玛共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的历史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十分相似，德国和奥地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某些政治与社会格局几乎在有意识地参照法国世纪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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