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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的起源_[美]汉娜‧鄂兰【完结】(64)

  在帝国主义蓬勃滋长的时期,发生于欧洲的主要历史事件既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直到现在,它是首次在历史上能不渴求任何政治统治权而能掌握经济优势的阶级。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内与民族国家并行发展。所谓民族国家,既是驾乎阶级社会之上而统治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由是言之,甚至资产阶级建立自己成为一个统治阶级时,它也把政治的决策权拱手让给国家;唯有在民族国家无法适合资本主义往前拓展经济的架构时,国家与社会之间潜伏的纷争,才转变成公开的权力斗争。在帝国主义时期里,国家与资产阶级都没有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国家体制全然反抗帝国主义者贪求不厌、冷酷残暴,以及狂妄的行径;同时,资产阶级却一心一意想利用国家及其暴力的工具,来达成经济上的目标;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此两种情况均没有十全十美地成功。有一段时期,这两种情况有一极大的改变,是在甚么时期呢?就在德国的资产阶级把一切事物,投向希特勒的纳粹党作为赌注时,同时德国的资产阶级亦企图利用“暴民”(the mob)来掌握政治统御权时,一切情形皆敢观了。资产阶级成功地摧毁了民族国家,但所赢得的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暴民证明了自己确实有能力以自己的立场来处理政务,也能肃清资产阶级,能摧毁跟资产阶级并行的其它所有的阶级与制度。

  甲 扩张与民族主义

  “扩张既是一切”,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bodes)如是说,但他却堕入绝望的深渊,因为,每天夜晚,当他抬头遥望苍穹时,只见“这些星辰……这广大无涯的世界,均非我们的能力所能并吞的;假若能力足够,我愿并吞所有的星辰”;他已觉触到运转着这个帝国主义的新时代的原理(在不到二十年之间,英国的殖民地增至四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六千六百万的居民;法国取得了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与二千六百万的人口;德国赢得了一个拥有百万平方英里之上地,与一千三百万人口的新帝国;比利时则因其国君而能获得九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与八百五十万的人口。)在智能光芒的照耀之下,罗德斯已洞识这项运动禀赋着疯狂的天性,也违反了人的限制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但洞见与悲切并没有政变他的政策;他也不需要这使他超乎一般野心商人的智能——他有明显的自大狂倾向。

  “一个国家想玩弄世界性的政治就如一个人有自大狂一样”,尤金.李希特(Eugon Richter,德国进步党的领袖)在这段时期里说了这句话。他在“众议院”顽强反对俾斯麦的提议——支持私人公司建立贸易与航海基地;这显示出李希特比俾斯麦更不了解一个国家当时的经济需求。看来,那些反对或轻忽帝国主义的政治领袖,如德国的李希特、英国的葛莱斯敦(Gladstone)、法国的克莱孟梭(Clemenceau),是无法觉触到实相,无法了解到贸易与经济的活动已经迫使各个国家牵涉于世界政治的政策当中,民族国家的原则已被视为偏狭无知,同时,为正义公理而战也消失于历史舞台上了。

  当时,任何政治家一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他唯一的报酬是迷惑与持续的困惑。因此,一八七一年俾斯麦拒绝法国企图以非洲的产业来交换亚尔萨斯卑洛林两省;二十年后,却以乌干达、尚西巴、维都三个地方向英国换取了海姑兰岛 (Heligo-land——北海中的小岛)。犹如一位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对俾斯麦所说的:两个王权同沐浴于一只浴缸,并非不合情合理的。因此,在八十年代时,法国的帝国主义党派希望能派遣一支远征军驻扎埃及,俾能抗衡大英帝国,这项恳求,遭到克莱孟梭的坚决否定;可是,三十年后,为了英法同盟,却心甘情愿地把摩苏尔油田拱手让给大英帝国,因此,驻扎于埃及的克蓝玛(Cromer)公然指责葛莱斯敦是一个“无法担当起大英帝国命运的人”。

  以既成的国家疆域为思考重心的政治家,对于帝国主义均抱着怀疑的态度,此种态度是合理的。他们宣称帝国主义是一项“海外的冒险事业”,一个政治家若企图干涉此项冒险事业以外的事务,则应该受到抨击。他们本能地觉触(并非真知灼见)到此种崭新的扩张运动(譬如谢莱登[Hubbe-schleiden]所称谓的“在赚钱的行业里,爱国热忱同时得到最完美的表达方式”,又如罗德斯所说的“国旗是一面对商业贸易极有帮助的旗子”)只会摧毁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征服,以及缔造帝国,是一件具有十足理由的不名誉之事,这两种行动唯有藉助于政府的力量,才可能完成。而政府——如同古罗马共和国——是奠基于法律之上;因此,随征服而来的,往往是压迫榨取,征服者强使相同的法律施行于被征服者的身上,借着此种强迫行为,企图统治与融合不同的民族。同文同种的人民主动地拥戴其政府,是民族国家建立的盘石(le plébiscite de tous les jours),一个民族国家若缺乏此种主动拥戴的结合原理,那么,被征服的民族,必定走向强迫同化、强迫认同,而不是走向巩固结合与正义公理的道路,也就是说,政府必然退化成一个最暴虐的专制政体。罗伯斯比(Robespierre)很早就体认到此种情况,他如此说道:就算殖民者的态度是真诚的,它的致命伤依然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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