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一方面替人的安全感请愿，一方面却缔造出一个动荡不安的共和国．这显然是矛盾的；但是，若仅仅取它的表面价值来断定，则是错误的。在这里，霍布斯再度剖析人追求安全感的本能，他很清楚地了解：“利维坦”一书中所呈现的人，唯有臣服于“威震整体”的权力，以及那无所不在、充满威吓恐惧的权力才得以生存，但这并不是具有安全详和之感的人天生固有的情感。霍布斯的思想起点毋宁是：他已透视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体制所渴求的政治需要，在这个崭新的体制里，其根本的信念即是——财富囤积的永不止息的过程将会根除个人的安全感。当霍布斯建议对政治体制作一根本的改革时，他是从社会与经济的行为模式之中，演绎出必然的结论。他仅仅规划出一个能切合新阶级的利益与需要的崭新政治体制。他确实的成就在于描绘出一幅人的图像，这种人物，若想适应既将来到的资产阶级社会，则应当如此变形，如此行动。
霍布斯坚持：权力是万事万物，不论是人或神的源生动力。(甚至，上帝对人的统治权，是源自于“不可抵御的权力欲，……而不是因为创造了人所致”)。他的这桩信仰，是来自于一项无可否认的前题，既是：永不止息的财富囤积必需奠基于那永无止息的权力蓄积之上。一个群体若以权力作基础，那么，它就承继一种动荡不安的性格；与此相关的哲学理念，既是一种流转不息的历史过程，为了适合权力不停地成长，这种历史过程必需勇猛地刺激、驱迫个人、民族，以至于全人类。无止境的资本囤积的过程，必须需求一种“不阻碍权力滋长”的政治结构，俾能借着不断成长更巨大的权力，而保护日益累积滋生的财富。如果承认这种新社会阶级的动力，则霍布斯这段话——“人若无法攫取更多的权力与手段，他就无法确信当前使他生活得更美好的权力与手段。”——便说得对极了。这项结论是谐和一致，没有任何冲突。三百年来，没有任何王权可以把“这些沉思得来的真理，转变成实践上的功能”，也没有任何资产阶级能有政治的意识及经济上的成熟见解．得以敞开胸怀去接纳霍布斯的权力哲学。虽然此乃昭明的事实，但丝毫无疑于霍布斯的真知灼见。
为了保护无止境的资本囤积而需要无止境的权力蓄积的过程，决定了十九世纪末叶所产生的“进步学理”的意识形态，也预示了帝国主义的兴起。使“进步”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其因素不在于一种天真浪漫的幻想——认为财富可以无止境地成长；而在于了解到：唯有权力的蓄积，才可能确实保证经济法则的稳定性。十八世纪的“进步”理念，犹如法国大革命前所了解的，是倾向于“对过去的批判”，这意指操纵现在，控制未来；于是，“进步”在人的解放中臻于高潮。然而，这项理念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止境的进步毫不相关，资产阶级的社会不但不要求自由，以及人的自主性，反而要求人与一切事物均献身于那假设的超个人之上的历史法则。“我们所称的进步是一场狂飙，……逼迫“历史的神祇”住将来飞翔，当废墟堆砌得高耸入云时，他只好折回来”。以乔哀思的话语来说，唯有马克斯的无阶级的梦想，才可能使人从历史的梦魇中苏醒过来。马克斯的这种梦想透露出乌托邦的色彩，这是十八世纪的概念所显现的最后遗痕。
闪耀在苍穹的星辰，骚扰了崇尚帝国主义的商人，因为他们委实无法吞并这广大无垠的星辰，他们很清楚地了解为权力自身而组织权力，将会繁殖更巨大的权力。资本的滋长臻于国家的界限时，资产阶级同时也了解：唯有靠“扩张就是一切”的意识形态，以及跟这种意识相对应的权力蓄积才可能使这已疲倦不堪的动能根源，再度运转，然而，假若这永恒运转的原理一旦被发现，“进步学理”的乐观论调便开始动摇。这并不意指已经没有人相信进步的必然性，而是人们开始感受到罗德斯的震憾、忧惧：人的处境，以及人居住的这个地球本身确实会严重地阻挠一种永不能停止与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达到其界限，随后而来的，是一连串毁灭性的大灾祸。
在帝国主义时代里，权力哲学变成了“秀异份子”的哲学，这些“秀异份子”很快地就发现与承认：对权力的渴求，只会透过毁灭的途径而被消灭。这就是形成他们那虚无主义(法国在十九世纪最明显，而德国则在二十世纪)的最根本原因，这种虚无主义抹煞了进步学理的迷信，但却代之以同样粗粗的“劫数”迷信。那些相信乐观的进步论的人们以极浓烈的情感宣称：经济法则有不容抵御的必然性。现在，这些虚无主义者亦以同样的热情宣称：毁灭是不可避免的。霍布斯，这位崇拜“成功”的伟大思想家，其哲学思想经过了三百年的时间，才引入注目。其引人注目的部份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及其对人的概念——人是法律的创造者与国家公民(Citoyen)——几乎阻止了资产阶级去完成“历史是一必然过程”的概念。另一部份是由于霍布斯提出“共和国”的革命性的应用，它毫不畏惧的割裂西方的传统。霍布斯十分清楚地指出近代资产阶级的种种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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