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些“意识形态”具有巨大无比的说服力量，并非偶然。说服力必然诉诸于经验或欲望，并迎合急迫的政治需求。“意识形态”能取得公众的信赖，并非来自于科学事实，犹如达尔文主义者要求我们相信的；也不是来自于论断文明兴衰的历史法则，犹如历史家所努力探求与相信的。每一种圆熟的“意识形态”被铸造，被传承，也被证明是一种政治武器，但绝不是一种理论学说。以种族主义的情况来说，“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即刻与政治生活相接触，很可能会改变其具根源性的政治意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一再束缚着科学家，致使他们离开实验室，不再关切那探索得来的研究结果，只是急迫地企图宣布解释生命与世界的崭新观点。由是言之，“意识形态”的科学层次只是次要的，它们仅仅冀望科学层次能为它们提出无懈可击的论证。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现在已没有任何一种科学可以镶嵌于种族思想尚未渗透的范畴系统里，因之，一些历史家——尤其那些企望以科学作为“种族思想”产生之根源的历史家——误解了一种因果关系；他们认为：语言学与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是造成种族思想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他们这种观点正倒果为因。事实上，“强权出公理”这一教条经过几个世纪(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时间已征服自然科学，并产生“适者生存”的“法则”。譬如，第麦斯特与谢林所提出有关野蛮部族的理论，认为它们是早期民族衰亡后的残余物，假若此种理论适合十九世纪的政治策略与进步学理，那么，我们将不会听到有关“原始人”的理论，科学家也不会浪费时间去探索人猿与人之间的“失去的环节”。然而，造成这种情形该责怪的并非如此的“科学”，而是那些受到“意识形态”污染的科学家。
种族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武器，是明显不过的事实，以致许多学者宁可避免讨论这个老套，而一桩历时已久的误解，依旧得以流传，那即是：认为种族理论是一种夸张的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特别在法国，发现种族主义是另外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的现象，它可能摧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然而，这种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往往也被忽略了。有些人目睹“种族思想”与“阶级思想”为说服争取人群而彼此竞争，遂认为“种族思想”表现了一个国家的思想时尚，“阶级思想”则表现了国际间的潮流；也相信“种族思想”在心智上已为国际间的战争铺了路，而“阶级思想”则开启了内战的大门。这类观点，是有其正确性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奇异地混合了传统的国家冲突与新兴起的、帝国主义式的斗争。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在所有的国家之中，传统的国家冲突比帝国主义所宣称的目标，更能吸引群众。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五纵队”以及各地的通敌卖国者，可以证明种族理论是锐利的武器，可以鼓动每一个国家的内部斗争，可以用来筹划各种内战。
“种族思想”一旦走入实际政治活动的舞台，欧洲各民族就得预备去实现一种崭新的国家政治体制。从一开始，种族理论就处心积虑地跨越所有国家的界限(不论以地理、语言、传统或其他准则做为界定)，而否定“国家政治的存在”(national-politicalcxistene)。比起“阶级思想”，“种族思想”更是一抹永不褪逝的阴影，一直伴随着西欧国家的进展；它必须等到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嚣，足以摧毁这些国家之后，才会消逝。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种族主义比其它所有的意识形态，更可能表现出一种错误的爱国热忱。唯有尊崇种族主义的人，才会自始至终否定那民族国家所据以缔造的伟大原则，什么原则呢？既是：由“人类”这项观念所出发的，视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与亲密结合的原理。
甲 贵族的“种族”对抗平民的“国家”
对于异族、陌生、甚至最野蛮民族日益滋长的兴趣，十足表现出十八世纪法国的特色。正当这个时代，法国兴起一股仰慕与模仿中国画的热潮，一本当时最有名气的著作，被冠上“波斯人书翰” (Lettres Persanes，孟德斯鸠的一本着作——译注)的名称，而且有关旅游的报导是当时全社会最爱读之物。未经育化的民族的质朴、野蛮，是不同于悠久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老练世故与轻佻矫饰，十九世纪，由于旅游机会增加，欧洲能大量的把异地的风土民情带进国内，传播给一般民众；但是，早在这个世纪之前，法国社会已经开始尝试去了解外地的国家与文化，徙精神上把握住它们的内涵。对于“人类崭新种族” (赫德语)的狂热，灌满了法国大革命时代那些英雄们的胸怀，他们在法国三色旗帜底下解放了各种颜色的民族。博爱的信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对异地国家所怀抱的热情；这桩信息是受一股欲望所鼓荡出来的，那即是：热切希望从每一崭新的、令人惊异的“人类种族”中，证明拉布鲁耶里(La Bruyere)的说法：“理性是到处存在的”(La raison est de tous les climats)。
然而，就是这个国家创建的时代，就在这个热爱人性的国家，我们必须从中探索出酝酿那毁灭国家、残害人性的种族主义的酵素。毫无疑问的，首先提出各个不同民族共存的学理，也是首先构思确定“阶级思想”的思想家，既是布列恩维利耶尔(Comte de Boulainvilliers)——一位法国的贵族、十八世纪初叶的作家，身后才出版作品的思想家。他把法国的历史解释成两个民族混合的过程，既是具有日耳曼族血缘的人，征服了原居于法兰西的“高卢”居民，攫夺了土地，并将法律加诸于高卢民族身上，以巩固自身成为一统治阶级。“贵族身份”的优越权利，是奠基于“征服者即是公理”之上，也是以“服从的必然性往往源自于强者”作为基础。这位思想家，毕其一生努力探索种种论证来反对Tiers Etat(第三阶级——指别于惯侣、贵族的另一阶级，大致是指中产阶级一译注) 日益成长的政治权力，也反对第三阶级代言人(由文学家与法学家形成的新团体)的言论，他更反对君主专制的政体，因为法国君主不再想望代表贵族阶级，或成为贵族阶层的元首，而是野心勃勃冀望能代表国家整体；从这些君主身上，新兴的阶级发现一位最强有力的保护者。所以，为了重新唤起贵族的优越感，他建议贵族同伙否定法国民族的同一根源性，同时决裂国家的统一，并且宣称一种原初的、永恒的区分类别。比起那些后起的护卫贵族阶层的思想家，他更是大胆地否定任何与土地的绾连；他认为“高卢人”居于法兰西领土的时间较为长久， “法兰克人”(Francs)则是外地人，也是野蛮的入侵者。“征服者永远是对的”是其学理的唯一基础，他毫无困难地肯定“法兰地……确实是法国民族的摇篮”，帝国主义的种族理论便承继了他的概念理则。在帝国主义的种族理论拓展前的一百年，他以具有现代意义的、个人的语汇——“臣民”(不是君主的臣民)——论衡法兰西的土著居民，称这些居民的利益全来自于征服民族，但由于出生即拥有的权利，这被征服的民族才有资格称为“法国人”。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net/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找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