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裹脚曾是妇女地位提高的一种象征：小脚解除了她们的田间劳动。天足妇女是劳碌的妇女。裹了脚的妇女是更解放的妇女。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心甘情愿地毁伤自己的肢体。
"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
阿瑟·场给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列了一张调查表。这促使他们对农村的产权制发生了兴趣。在江西，土地以3年、5年或7年为期出租。事实上，土地收益的分成是地主和雇农平均分配。由地主交农业税：理论上是"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五"，但实际征收税额是"总产量的百分之十"。
斯当东没有谈到的是：俸禄很少的文官，为自己而提高征收款额。百分之五与百分之十之间的差额就进了官员的腰包。原则上订得非常适度，而在执行中腐败又比比皆是。在完美的理论与不完美的实践之间有着一段距离。今天的中国不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吗？
我们的旅行者，就像今天他们的后继者一样，并没有觉察出这种差距。安德逊兴奋地说："征收实物税实在是明智之举！它可以激发那些靠辛勤劳动谋生的这阶层人的热情"。只有在中国才能有一种能激发人努力干活的直接税……巴罗也同样赞叹不已："在中国征收的税一点儿也不高：用实物交付收成的十分之一，加上盐税、舶来品税和一些微不足道的、对国家的广大民众几乎没有影响的税"。
他忘了谈"劳役"。温德把它补上了："雇农要强制服封建劳役"。他们得付出劳力去做诸如拉纤的活，违者罚款："他们服劳役就像为公共事业服务一样是强制性的"。
中国的大众舆论用比我们这些看得眼花缭乱的旅行者更切合实际的谚语来描写当时的情况："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还有"火往肉上窜，钱往当官的口袋里掉"。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启蒙时代哲学家笔下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让位于严峻的现实的考验。
船队溯赣江而上，于12月1日进入山区。江水迂曲地从峡谷中流过。托马斯观察了船工祭祀河神的仪式："每次启航时，他们把许多纸钱、纸船、肉、盐等扔到河里用以祭佛或河神"。
山顶上"有了望塔，它们与卡塔赫纳和马拉加之间的西班牙沿海的了望塔很相似"。马戛尔尼发现，在离岸不远处有几座漂亮的新修复的白色9层宝塔。天气变冷了"。
晚上，在建府前英国人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对此已经感到不习惯了："聚集在岸边的一大群人熙来攘往。来迎接的官员费了好大劲才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来，来到我们面前。礼炮声、焰火的爆炸声热闹非凡。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我们一定会感到惊慌不安"。还是老一套，但它仍然使英国人感到高兴。
当地的官员难道没有接到不准欢迎"红毛"的通知吗？"为欢迎我们而搭的牌楼在灯笼、彩色纸灯和火炬的照耀下显得非常漂亮。这些友好表示以向使团赠送水果和蜜饯而告终。"
为欢迎我们吗？我们的旅行者又以为牌楼是为欢迎他们而临时搭的。那么，究竟是安德逊患了夜盲症，还是他的"编写者"又富于想象力？托马斯说："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天太黑了"。在这两种说法中，我们宁愿相信孩子的话。
第二天，赣江里的船突然多起来。特使的船队超过了许多轻木原木扎起的木筏，"有的长达几百英尺"。撑筏的和"他们的家小都住在用木材段支起来的小舱里。一大群孩子从舱里跑出来，好像蜜蜂出窠一样"。
船队深入江西境内。这个具有革命传统的省直到20世纪还相当贫穷。
"中国人吓昏了"
12月4日，托马斯记着：河里充满暗礁。温德认为这就是受惊的传教士所说的"十八滩"，但他不动声色。尽管他已注意到"河里遇难船只的飘流物"，他还装出一副沉着的样子。巴罗干脆把当地险恶的名声归咎于中国人的惊慌失措："他们驾驶技术不熟练。他们一有问题就惊慌失措，吓昏了头；而只要冷静一点，他们是能够摆脱困境的"。孩童又一次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只要不在夜间去那里冒险，几乎没有危险"。对于溯江而上的船队，急流的危险性要小些。但是暗礁相当多：用了两天时间我们才通过这段河道。
在过十五滩时，有几艘小船撞翻在岩石上。这引起了水手的恐慌。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祈祷河神保佑，同时使劲敲锣并焚烧檀香木，用它的烟来刺激河神的嗅觉神经，以引起他的注意"。巴罗对此不屑一顾。"无动于衷"已成西方人在异国旅行的精神武器之一。
同一天在北京，一个因使团而遭到不少麻烦的清白无辜的人恢复了自由：此人名叫郭杰观，因为懂英语受到怀疑。朝廷出于谨慎把他从宁波押解到北京。现在怀疑消除了。他从未与英国人有过任何来往，甚至连一个英文字也不懂。他的父亲同夷人确实有过联系，不过那是40年前的事。他已不构成任何危险。那么，他此番来北京就没起任何作用？当然不是。他消除了皇帝的不安，并促使天朝官僚机构提高了警惕。
还是12月4日这一天，安德逊看见一座漂亮的建筑物。它是寺庙还是某一位大官寻欢作乐的地方？陪同人员告诉他，第一种假设是对的。但第二种假设使他想入非非。他很欣赏中国把建筑设计在自然景色之中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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