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使霍姆斯这位不会拐弯抹角的士兵感到震惊。会是这些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吗？他们见到一门臼炮空放时也要吓得魂不附体。他们对你表示尊重，但不让你独自在城里走出一步：难以想象的多疑！他们又是多么无知呀！"中国人无法相信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别的民族存在。"
安德逊、赫脱南、霍姆斯都是些无足轻重的见证人，但他们让人意识到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见证人，在他们之后耶稣会士与"哲学家"们建造起来的大厦就塌陷了，代之出现的是一个落后衰败同高级文明的声誉不相符的国家。
10年之后的巴罗
使团回国后10年，当巴罗发表他的野心勃勃的报告时，中英间的局势已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努力维持到乾隆死时的英中关系在嘉庆统冶时大为疏远，当时中华帝国正遭到越来越强烈的震撼。巴罗并不需要那么小心翼翼。因为同拿破仑的法国在打仗，他需要吹嘘英国的优越。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书里批评中国的那部分内容。《爱丁堡评论》这份十分严肃的杂志欢呼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怖之中"，他们把妇女关闭起来，并给她们裹脚，他们残杀婴儿，并犯有其他违情悖理的罪行。他们无法接受精密科学和自然哲学，并对最必不可少的工艺技术一窍不通。他们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他们"胆怯、肮脏并残酷"。最后，中国人"不从事体育，缺乏有益的消遣"，所以"没命地赌博"。他们的语言呢？"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像家禽那样叽叽喳喳地叫着，而不会像人那样说话"。总之，"巴罗先生的伟大功绩就是他那健全的理智和评论的直率"。
小斯当东长大了
应由使节的扈从来完成这种令人心碎的修正，并用他的无与伦比的汉语知识来支持他那不可更改的看法。
使团的使命结束后，他继续关心着中国问题。他在准备报复。从1798年至1816年，他长期住在广州，先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来是专员，最后当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800年他19岁时发现了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西方人总抱怨中国官员断案时随心所欲，这本西方人以前从未读到过的法典可能是中国官员断案时的依据。他将用10年时间来翻译它，并在1810年出版了厚厚一大册。《评论季刊》的书评把此书的翻译出版看成是一桩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语的著作。
这些研究很快就使托马斯·斯当东成为一位熟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专家。遣使会教士里什内在1810年给他写信说："您经验丰富、又经过无数的斗争，所以肯定了解中国官员的种种权术；您对他们来说是个可怕的对手。"这位神父了解他：托马斯同中国的关系是对立双方的关系。这是文化领域里的宣战。
托马斯勋爵在他译著的前言中说得非常直截了当："马戛尔尼勋爵和他的使团在中国的短暂逗留足以使他们发现：中国人所吹嘘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国对其他民族的优势全然是骗人的。"
小斯当东的教训没有被人忽视。严肃的杂志纷纷作出了它们的结论，《爱丁堡评论》当时写道："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的明白无误的见证。作者在他的精辟的前言中指出了某些传教士在介绍中国的书中传播的那些别致的观点完全经不起现实的推敲。在欧洲人最近进展最快的那些领域里中国人的知识十分缺乏。"
"不进则退"
这道鸿沟不但区分了乌托邦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而且隔开了真实的中国和欧洲。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马戛尔尼在使团返英后几乎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过。从中国回来15年之后，他的观点尽管没有公开，但已在报刊上到处可见。
那份著名的苏格兰杂志的撰稿人提出："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可以成为最奇怪的研究课题，这将超过迄今为止最好的游记而引起我们深入思考。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他们还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降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了"。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干涉个人的行为；这并不能只归因于所有的极权政治都喜欢出来对制定规章的过分热情之上；而只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尚未达到社会普遍发展的某个阶段"。在中国，"个人的荣誉感并不存在"。这是"这个奇怪的民族所遭到的最严重的谴责"。而"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和幸福完全要严格地取决于它的每人诚实的荣誉感是否强烈"。
在马戛尔尼访华后，大家了解的中国的情况反过来损及了这个国家--包括它的可尊敬的古代文明。伏尔泰曾经严肃地表示过："使中国人超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东西是：无论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风俗习惯，或是他们的文人所说的语言四千年以来都没有变过。"在英国人的实用主义目光中看来这纯属开玩笑，让它继续下去则同他们正在宣传的并且还要大声地在全世界宣传下去的对自由和进步的看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应该毁掉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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