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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_虞云国【完结】(171)

  也是“三通”之一的《文献通考》,是宋元之际马端临编纂的,他生在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死在元至治二年(1322年)以后,《细说元朝》已介绍了他的《通考》,这里不复赘言。只想补充一点,《通考》不仅仅是一部史料会钞,其间也蕴含着宋贤史学的会通精神,因而其史魂倒是属于宋朝的。

  细说宋朝78:散文

  唐代文学的灿烂辉煌,使得宋代文学有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于是在成长过程中就走偏锋,出新招,找寻自己的出路,体现自己的特色,赢得自己的地位。

  不过,宋代疆域没有唐代大,武功没有唐代盛,文学的总体风格缺少唐代那种雄浑与阔大。

  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建立的国家政权,相继在北方与西北构成一种始终存在的强大威胁,甚至因此而国破家亡,这种局势促成了宋代文学中普遍弥漫着一种忧患意识与爱国精神。

  理学的兴起,道统的推崇,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觉醒,言论控制的相对宽松,宋人在诗文等文学主流主体中也喜欢说理,好发议论。

  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的繁荣,不但为文学样式(例如词、话本、诸宫调等等),也为文学主题(例如市民文学与城市生活)注入了新鲜的成分。

  这里先说散文。宋初承晚唐五代文风,卑弱浮艳有余,刚健明快不足,韩柳开创的古文运动的成果没能发扬光大。柳开第一个起来反对这种颓靡的文风,提倡复古,推崇古文,将道统与文统都上接韩愈,其后王禹偁、穆修、石介与尹洙等相继挑战这种文风。除王禹偁略有佳作,柳开文章艰涩,穆修作品不多,石介风格偏激,尹洙文字简古,虽有“明道”的好主张,但拿不出体现文学思想的足够好文章,仍无力扭转颓势。

  这一现象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彻底改变,他也因此成为上继韩愈的宋代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成功不在于专发议论,这些从柳开到尹洙已经说得很多。关键在于他是宋代第一个散文大家,散文、骈文与诗词都是一代高手,不论对他的文学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对他的作品都不得不佩服。

  在政治上与学术上,欧阳修有相当的地位,曾利用知贡举的机会黜落险怪奇涩的试卷。他还凭借自己的号召力,聚集起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朋辈有梅尧臣、苏舜钦的支持,门下还有苏轼、王安石、曾巩的响应。欧阳修使宋代古文与韩柳接上了轨,形成了唐宋古文运动。唐宋古文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其阵容强大超过了唐代。

  欧阳修开创的宋代古文运动,在“明道”上,与韩愈的“文以载道”一脉相承。但在文风上,欧阳修却肯定韩愈的“文从字顺”,摒弃韩愈的奇崛诡谲,因而宋代古文是沿着平易朴素、畅达自然的健康方向发展的。欧阳修本人的散文诸体兼备,主旨明确,内容充实,文风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章法曲折委婉而严密有度。

  三苏中,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欧阳修说他的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已”,文风以雄奇劲简为主。在宋代散文家中,他的文章与韩愈最神似,但没有韩愈的沉浸醲郁。王安石说他的文章得法于战国策士的议论,但苏洵拿过了《国策》的清娼肆辩,却不取其瑰奢张扬,体现了自己的、也是宋代古文的基本风格。

  苏轼在文学艺术上是宋代仅见的天才,几乎在主要门类里都确立了自己不可摇撼的地位。在他的思想里,既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成分,又有佛道超然物外散淡旷达的一面。这种双重的特点,在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上对他的散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苏轼的议论文主要体现的是前者,指陈利害,评骘古今,往往笔力雄健,气势纵横,腾挪变化,不可羁勒,有《孟子》与《国策》的遗风,《刑赏忠厚之至论》等政论,《留侯论》等历史人物论,都是这类佳作。

  苏轼那些私人化的叙事记游散文和题跋书札小品主要体现的是后者,这类文章显然更得庄子与陶渊明的神韵。从思想内容看,雄次高旷,寄托幽远;从艺术风格看,不拘一格,意境出新,笔墨灵动,情文并茂,前后《赤壁赋》与《记承天寺夜游》都令人一读以后终身难忘。这类名篇,不暇列举,也最为后人钟爱,因为这些文章背后站着的那个苏东坡,其冲淡开朗、真率风趣、潇洒通达,热爱自然而略有点犹豫,感悟人生而略有点迷茫,真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

  欧阳修死后,苏轼弟子中有出息的颇多,号称苏门六君子的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李廌,所长虽不尽在散文,但也都可观,苏轼的影响便盖过了欧阳修,成为宋代散文的第一大家。南宋时,苏文几乎成为范文而影响科举,以至谚语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相比之下,苏辙被父兄盛名所掩,散文的影响不及父兄。相对而言,他的文章,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策论是其长(例如《六国论》),碑传是其短。风格抑扬疏朗,汪洋淡泊,但倘与其兄相比,则气舒笔透不够,波涌澜惊不如。

  曾巩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欧阳修最忠实积极的追随者。他似乎特别强调“道”,所以抒情文较少,议论文、记叙文较多,即便记叙文,也爱发议论,显得比较严肃正经。文风从容浑涵,自然纯朴,不太讲词藻风采。由于有笔法而少情致,就不像欧文那样风神骀宕、韵味涵蓄。他也讲究跌宕波澜,但远不如苏文开阖自如,汪洋恣肆。不过,他的文章颇受南宋朱熹、吕祖谦等理学家推重,地位列在王安石之上,也许因为不矝才使气,又清通明白,适合说理,也便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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