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未落，太祖就说：“你不必再说，我已经明白了。”
赵普以“君弱臣强”一语道破中唐以来政变频繁、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又以“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作为解决这一历史大问题的三大纲领。赵普的回答，最初是为解决藩镇问题而发的，但其后太祖君臣的政治实践，却把三大纲领推广到强化中央集权的各个方面。
先说消除藩镇之祸的问题。藩镇因控制土地、人民，拥有财富、军队，所以敢于作威作福，坐大犯上。在“削夺其权”上，太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其一，罢领支郡。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宋平荆湖后，下令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划归中央直接管辖，中央派遣文官担任支郡的知州和知县等郡县长官，三年一任，直接向朝廷奏事，不再听命于藩镇，使藩镇的辖区和权力大为削弱。这一做法其后推行到新统一的南方诸国，至于全国三十余名节度使先后都不领支郡，已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以后的事了。
其二，添置通判。建隆四年，荆湖初平，朝廷始向当地诸州派遣通判。这一做法后来推广到刚被评定的原后蜀、南汉、南唐地区和全国各地。这种由朝廷任命的新官，身负特殊监视的使命，颇有恃权骄纵的举动，他们名义上既不是州县长官的副贰，又不是属官，故而往往与知州、知府争权，动辄声称：“我是监郡，朝廷命我监督你！”
太祖颁诏要求通判与知州协调，凡有文书，知州必须与其同签署才能生效。有一则趣事颇能说明通判对知州权力的分割和制肘：杭州人钱昆嗜蟹，有人问他希望外放哪一州，他说：只要有螃蟹没通判的地方就行。
通判之设，原先旨在削夺罢领支郡以后兼知军州的藩镇的权力；后来节度使成为虚衔，通判在演变为知州的副贰的同时，还起到制约知州的作用。
其三，收司法权。五代藩镇跋扈，以致枉法杀人。建隆三年，太祖下令，各州死刑必须由刑部审复。同年，恢复前代县尉的建置，取代原来由藩镇亲随担任的镇将，执掌一县司法治安的权力。开宝六年，禁止藩镇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陋规旧习，代以朝廷委派的科举出仕的文官，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
在“制其钱谷”上，太祖主要采取四条措施。
其一，严禁占留。中唐以来，方镇都掌握地方财赋，绝大部分截留自用，名曰“留使”、“留州”，小部分用以上供奉贡或贿赂朝廷。宋代后周，依然如此。太祖在乾德年间屡下诏令，规定各州所收财赋税课，除留最必要的开支，悉送京师，不得占留。不能支配地方财赋，无异于釜底抽薪，连养病自大的本钱都剥夺光了。
其二，设置漕司。漕司是转运使司的别称，掌一路财赋收入，以保证向朝廷足额上贡和地方州郡开支充足。乾德三年，太祖最先设立淮南转运使。这一把地方财赋收归中央的重大组织措施，不久就推行到全国诸道。作为朝廷外派的使臣，转运使权势颇大。开宝五年，李符出任京西南面转运使，把太祖亲赐的八个大字“李符到此似朕亲行”书于大旗上，常以自随。
其三，监临场务。场务是指征收各种商税、专卖税的机构。五代场务多由藩镇差遣牙校管理，不立章法，大肆诛求，成为方镇重要财源。太祖派京朝官监临各处场务，制定条禁，整齐文簿，有关税收直接归公，节度使不再有过问场务税课的权力。
其四，禁止贩易。五代藩镇常派亲吏前往诸道进行长途贩易，沿途免征商税。宋初，包括少数藩镇在内的数十功臣仍承袭旧风。到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颁布了内外臣僚不得“回图贩易”的诏令，把藩镇经商获利的渠道也给堵死了。
在“收其精兵”上，太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其一，选拔精锐。乾德三年（965年），太祖命包括各藩镇在内的各地长吏挑选本道骁勇精兵，补充中央禁军的缺额。同时选拔强悍士兵作为兵样，分送各地照样募兵。后来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发诸州依样遴选。这样就使节镇精兵尽入中央禁军，自知在军事上无法再与中央抗衡。
其二，撤罢节镇。开宝二年（969年）的一天，太祖在后苑宴请王彦超等五位节度使，席间，太祖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国家宿旧，久临大镇，公务繁剧，不是朝廷礼贤之意啊！”王彦超立即心领神会，自求告老还乡。武行德等四节镇却大谈自己攻占的资历，太祖打断他们的话头：“那是异代事，何足为道！”次日，任命他们担任些荣誉的虚衔，却把他们的节度使全给撤免了。这个故事似乎是杯酒释兵权的克隆版，其真实性恐怕也不无问题，也许都与酒筵有关，故而导致后人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太祖撤罢节镇却有其事，其后太宗也撤免了石守信、张永德等七节度。
其三，文臣代阙。在藩镇因死亡、迁改、致仕等原因出缺，太祖便不再新任节度使，一概由京官权知，而京官毫无例外都是文臣。为了提高取代节镇的知州的权威，他们往往带着中枢职衔权知州府，例如，乾德元年，凤翔节度使王景死，任命高防以枢密直学士权知。太祖以后诸朝，这种情况几乎未见，应是太祖为削罢藩镇所采取的变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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