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肃清华南与华中后撤的日军阵地之后，中、美大军可以继续北上，直接攻到长城一带，这时苏联军队可能还没有参加对日作战，或是日苏才刚刚开始在进行苦战。这时美国可以公布准备要动用原子弹的最后通牒，日本在这种危机状况下，早已失去作战意志，投降是已经是必然的结果。这样中国有了强大的部队，直接可以越过长城，进入东北与内蒙古，那么赤色法西斯也就不可能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更不会有日后中国内战、韩战与越战的重大牺牲了。在猛烈打击敌军、迅速结束日本抵抗、减少盟军伤亡的战略前提下，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应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作战决定。但若是从当时历史的全局眼光来衡量，杜鲁门决定使用核子武器轰炸日本，则是犯下政略的大错误。因为日本投降在即（杜鲁门等美国决策阶层已经知道这个事实），苏联准备大军掠夺中国，中国本身尚未完成胜利与接收的准备，美国投掷原子弹，只给苏联增加机会，与给中国产生混乱而已。并不是如通俗历史所说，原子弹是迫使日本决定投降的主要原因（日本已经决定投降，但是找到最糟糕的中间人，斯大林来传话）。
因为早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小矶国昭奉命组阁，日本已经有意以和谈方式解决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小矶集中力量，企图解决中国事变，但失败而下台。一九四五年四月，由铃木贯太郎出任日本首相，日本更是愿意以投降来结束战争。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最大的错误，就是私下委托苏联来进行和谈斡旋，而给苏联获得内线消息。因此苏联以“参战“ 为名，进行掠夺东北亚的大计划。其实日本政府应该公开表达和谈立场，或是与瑞士、瑞典等国进行直接明确的投降接洽。而到了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国海空军开始接近日本本土，对它进行猛烈的攻击，已经使日军失去了有效抵抗的能力。所以当时美军的参谋首长李海上将，就反对美国使用核子武器，因为他认为，日本已经崩溃与就要投降了，没有理由要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而让美国留下历史的争议；李海也强烈反对把苏联引进远东战场，更不赞成美国应许苏联任何利益，徒然让苏联来中国与亚洲制造更大的问题。
何况，此时中国已将在缅甸作战的部队，全数调回中国战区，其它中国的部队也开始获得美军的大量援助与训练，作战能力正在快速的提升之中。因此美国政府应该能够记取欧洲赤色法西斯兴起的危机教训，而设法更为直接的告知日本政府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威力，同时加速在华南港口登陆，将巨量的作战物资，经由海港运送来支持中国的军队。只要中国能够得到大量的援助，不但会增加中国军队的战力，更为鼓舞中国全体军民的抗日士气，只要中国军队全力对日军发动攻击，美军继续轰炸日本，切断所有的交通路线，美国根本不需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就已经决定投降。因此美军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只为苏联减少参战的成本，增加参战的胜算而已，并没有缩减多少盟国战胜日本的时间与成本，但却让东亚成为红色法西斯掠夺与发展的历史悲剧成真。
当然蒋介石在盟国集团出卖之下，被迫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然是他个人在重大压力下所犯的错误，但这也是当时分裂与衰弱的中国，必然得到之历史悲剧结果。假如中国当时不是陷入国共内战的前夕，国力残破不堪，而无力应付国际强权的压力，蒋介石应该会有全力一搏的本钱与勇气。事实上，假如蒋介石不同意雅尔达密约，延安也会同意让苏联掌控中国所有战后利益的。更为现实的是，就算分裂与衰弱的中国，不接受雅尔达密约，苏联一样要侵略中国，不但夺走外蒙古，甚至还会加上东北。在谈判中苏友好条约之时，蒋介石眼见当时的大局，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无论中国是否签约，苏联的军队都会侵入中国的东北、内蒙甚至华北，签约还有可以约束苏联的交涉机会，不签约只有面临一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哪里还能在对外全面孤立，与内部分裂的状态下，再来承担与赤色法西斯决裂的压力？假如签约能够让中国享有统一与复兴的机会，那么十几二十年之后，中国富强了，中国所遭到的一切的不平等待遇，都可以纠正过来，因为在国际社会之中，有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交涉基础。台湾是在马关条约中，正式的割让给日本，但是在中国战胜日本之后，还是一样的可以要回来。所以只要中国统一与强大，中国不怕外蒙古不归心，也不用担心大连旅顺要不回来。因此，蒋介石在万分无奈的状况下，接受了雅尔达密约。盟国就这样的出卖了中国，同时也伏下日本战后免受惩罚、迅速复兴的机会。在西方国家的战略架构下，雅尔达密约铸成了历史大错，苏联借口仅以七天的对日作战（不如说是参加劫掠），而将势力深入北太平洋，迫使美国需要全力稳住日本，以围堵苏联的扩张。
蒋介石面对盟国的狠毒，与苏联的凶残，所经历的煎熬与痛苦是无法形容的。而此时冈村宁次曾经与蒋介石联络，假如中国能够放过日本与日军，他愿意为蒋介石效力，率领日军对付赤色法西斯的侵略。虽然这个谋略蒋介石没有采纳，但是蒋也不能不对日本宽大，以留下必要时的“联日制苏“ 活棋。这就是为什么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曾经提出要战后日本以实物负责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建议，但是在接受日本投降之后，却宣布“以德报怨“的政策。这种做法，不完全是基于宽大的道德情怀，更是有着非常严重的现实政治考虑因素。因为当时的中国，所面对的最大敌人，已经不是日本而是苏联。中国处在被盟国出卖，国土残破与新的内战危机状况下，蒋介石有必要留一手来对付险恶不测的局面，所以只有放过日本。中国与盟国终于战胜了日本法西斯政权，但是唯独中国，却要付上被苏联侵略的代价。中国这种轮番被侵略与出卖的悲痛历史事实，只说明了一件事，在人类的历史中，强权常越过正义的原则，而支配着弱国的命运。当时的中国，虽然是出力最大的战胜国，却在河山残破、国力耗竭、内部分裂的状态下[13]，因此成为被盟国欺凌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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