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有一位工部郎中，叫王佑，无耻得近乎无敌，我仔细查了一下史上那些无耻之尤的言行，此人还是能排上前十名的。
众所周知，王振是自宫了的，无论他先前体毛多茂盛，一刀鸟飞过以后，便什么都没了，下巴一溜光，因此对长胡子的人，他看着总有些别扭，想起昔日雄风不再，心里也确实有些酸楚。
万万没料到这位工部郎中王佑竟是个极有眼光的人，王振没胡子，他也不留，那时男人不蓄须比较罕见，所以王振就问他：你怎么不留胡子啊？
这位王佑同志见当朝一品红人终于注意到他这个精心设置了，登时喜不自胜，便把酝酿了很久很久的一句非常暖人心的话端了出来：爹没胡子，儿子怎敢留？
如王佑一般的人，当时满朝都是，没人愿意去锦衣卫大狱里观光，所以个个都很听话，即便有几个不听话的，不是杀了就是流放，其余的也消停了，当然，也有那硬骨头的，但基本上都落得个家破人亡，时间久了，王太监当真无敌于天下。
可凡事都没有绝对，独独有一人，偏不吃他那套。
此人是永乐十九年的进士，宣德初年为御史，宣德五年巡抚山西河南，负责整顿军备，坐镇晋豫时，由于对老百姓太好，口碑极佳。
正统十一年，此人因政绩极好要升职，便入京面圣，一进城，有人便说了，你的前途都在王公公身上，准备点礼品吧。
他说没有，唯两袖清风也。
说完后不久，非但官没升，人也进了大狱。
入狱后又有人对他说：多少给点，认个错。
他说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错。
这句话说完后，他的罪名被定为谋反。
到这个份上，他仍坚持自己没错，于是，即将被杀。
有人把这个消息放了出去，很快，此人因没送礼而被诬谋反的事情传遍了京师的每一个角落，继而传遍河北、山东、山西、河南。
我说过，他做过山西河南巡抚，且口碑极好，所以这两个省的百姓们就开始写万民书，后来，连官员们也加入进来，再后来，连京师的士绅也加入进来，事情闹大了。
事情一大，皇帝就可能知道，虽然英宗朱祁镇什么都不管，但并不是傻子，一旦他知道了，责问下来，怎么交代？所以王振果断决定，放了那个人。
于是此人成了唯一一个毫发未损便走出厂狱的囚犯，虽然没升官，但他胜利了。
此公以后还会出来，并收拾王振一手制造的烂摊子，他叫于谦。
该赶的赶走了，该杀的杀掉了，国内已然无敌，王太监的手开始伸向国外。
他索取贿赂的对象，叫瓦剌。
元朝灭亡后，蒙古人北逃，建立一个政权叫北元，后来接连遭受明军的打击，各部落分崩离析，最后分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宣德年间，瓦剌部一举统一三部，成了草原上的NO.1，由于被朱元璋、朱棣父子打怕了，所以瓦剌人特别注意同明朝的关系，其首领也先认为，要搞好外交，就得搞定对方的掌权者，也就是王振。
如此一来，王振向瓦剌伸手要好处，也就顺理成章了。
好处怎么给呢？
每年瓦剌使者来朝贡，都要额外给王振一份，而王振也乐得还个人情，拿国家的钱，对瓦拉诸位大使厚加赏赐。
赚的是自己的，花的是公家的，这种生活很惬意，不但王振觉着幸福，瓦剌使者也一样，既然每次都能在王太监这儿得到一大笔好处，不来白不来，于是来朝贡的蒙古使者越来越多，最多的一次，足有两千人。
两千人？就是两万，也照赏不误，钱不是问题，问题是王太监个人满足了没有。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在王公公的吸引下，又有一大批瓦剌使者到了北京，这次来讨赏的足足两千五百人，号称三千。
他们按照老规矩，先去拜谒王振，给了他一大笔钱财，尔后，等着王振用国库的钱还给他们更多的赏赐。
但是，这次事情有了变化。
王振非但没有对他们赏赐，反倒下令：清点人数。
一点名，两千五百人。
王公公生气了：两千五，为啥说三千？打赏没问题，按名额来。
于是便有五百人没赏。
随后王公公又说了：你们卖给我们明朝的马，又难看又不好用，凭什么这么贵？从今儿开始，降价五分之四！
瓦剌使者们都愣了，这王大太监怎么了？以前不都配合得挺顺么？
对了，正因为以前配合得很顺，今日便不顺了。
瓦拉是个游牧民族部落，什么叫游牧民族？就是农耕民族的抢劫者。瓦剌除了牛马，便是帐篷，无农业，无手工业，无金融业，主要收入模式有三类：牲口贸易、明朝的赏赐、抢劫。
牲口贸易也就是边界的马市，赏赐就是每次来纳贡后，明帝国回赐给他们的财富，注意，这笔财富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他们交上去的贡品，如果这两项还是无法满足瓦剌贵族的胃口，便只有一种办法——抢劫，侵略明朝边境，劫掠明朝边民。
英宗即位后，瓦剌对明朝的骚扰一直没停过，但由于一直在贿赂王振，所以明军虽有心作战，却因王振对瓦剌的袒护而无法行动。
时间久了，不满的人越来越多，有大臣，有边关守将，有士绅，他们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王振渐渐顶不住了，于是他决定，给瓦剌首领也先一点颜色看看，让他收敛一下，所以这次才突然变脸，钱也赏得少了，马价也给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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