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彬说有了，就说你思乡心切，很想归国，让也先派人去同明朝君臣讨价还价，花个大钱把你赎回去，而派的这个人，就以熟悉汉人环境为借口，点名让喜宁去，不就行了么？
好主意。
但有一节，喜宁就算去了，他的身份可是蒙古使者，明朝那边会不会顾忌两国交锋，而不敢杀他呢？
这个问题朱祁镇思考再三，也有了主意，他派了一个人随喜宁同往，那个人叫高磐，是土木堡被俘的士兵。
高磐临行前，朱祁镇将一件东西缝在他的衣服里，并嘱咐他依计行事。
喜宁的末日快到了。
当然，末日来到之前，他依然很高兴，此次出使明朝，连朱祁镇也点名要他去，这是他没想到的，他认为朱祁镇糊涂，险些被他害死，竟还给他这个立功机会，只要此次谈判成功，也先那里，他自然是第一功臣，从此蒙古人中，他也可以荣华富贵，彰显一番了。
这么想着，他启动了去北京的行程，一行使团数百人，里面就有高磐。
使团走到河北宣化，明朝守将率军出城，迎接喜宁，并就在城下设宴款待诸色人等，喜宁是得意洋洋，开怀畅饮，正喝得舌头发短，忽见一人纵身扑上，一把将他抱住，口中大叫：“太上皇有旨，令捉喜宁！”
那人正是高磐。
这就妥了，单就喜宁的身份来看，虽说于谦有令捉他，但到底是个使节，就出使这件事而言，又没犯法，实在没什么理由抓他，可一旦有了朱祁镇的手谕，便有借口抓他了，太上皇让抓的，不抓就是抗旨，谁敢？
所以高磐这一嗓子喊出，宣化守将立刻大手一扬，明军动作真快，眨眼间将这批使者捆个人仰马翻，高磐也拿出了朱祁镇缝他衣服里的那件东西，原来是封信，打开一看，写的全是喜宁的汉奸行径，宣化守将不敢怠慢，立刻将喜宁等押赴京师。
于谦听说喜宁被捉，大喜，赶紧禀告景帝，景帝感到事情重大，便吩咐升朝，满朝文武位列两班，中间跪着喜宁，高磐跪在一边。
法官：景帝、于谦。
陪审团：文武百官。
原告：朱祁镇。
原告代言人：高磐。
被告：喜宁。
身份：太监。
罪名：通敌卖国。
辩护律师：无。
首先，由原告代言人申诉。
高磐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将喜宁的所作所为讲了一番，听得人真是心如刀割，眼瞅着，几乎六月飞雪。
然后，二位法官问陪审团，该如何处理这个卖国贼。
陪审团一致认定被告有罪，当处以极刑。
两个法官立刻同意，并不许被告申诉。
最后当庭宣判：被告喜宁，罪大恶极，人神共愤，处以凌迟，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加条款：行刑时间三天，割三千刀。
宣判后，就如施耐庵写得那样，木驴走，碎锣敲，尖刀举，纸花摇，喜宁嚎天嚎地的吃了这一剐。
景泰元年八月，英宗被送回，朱家兄弟终于团聚了。
也先干吗发这个善心？
因为他不是开粥铺的，不能总养闲人，明摆着朱祁镇没用了，与其杀了倒还不如做个人情。
于谦对英宗实际上并无好感，尤其想起英宗时王振专权，就恨得咬牙，所以在心里根本就不同意英宗回来，景帝更是如此，皇帝做了一年，突然哥哥回来了，怎么弄？于是景帝就找于谦拿主意。
于谦是个君子，虽然对朱祁镇一大把意见，但对臣子之道还是遵从的，他说第一，皇位不会变，第二，接他回来只是出于情理罢了。
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明确，如果英宗回来有什么动静，他于谦处理。
但很不幸，英宗回来几年后，景帝得了重病。
要知道，景帝时代，其实是皇权时代，内阁是没有说话机会的，于谦虽然忠心耿耿，但严格来说，他所处的地位基本上是“二皇上”，而且由于于大人性情刚毅，过于强势，因此景帝在许多时候竟成了他的“代言人”。
性情刚毅，做事认死理，权力又大，领导还支持，这在群众关系上只能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得罪的人很多。
明政府里，干的人少，混的人多，当然，瓦剌入侵时，身家性命都快没了，自然豁出命来干，但危机一旦解除，许多人就松懈了，而于谦还是按战争时期的标准来考核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一久，不少大臣都受不了，纷纷上书弹劾于谦，说他太过专权，所有这些，幸亏有景帝压着，如今景帝病倒了，于谦的地位岌岌可危。
当时想干掉于谦的，主要三人，一个叫石亨，一个叫徐有贞，一个叫曹吉祥。
石亨是个将军。
他之所以恨于谦，是因为面子问题。
说起这件事，于谦也有一定的责任。
石亨本是个犯法的军人，瓦剌来袭时，于谦见他勇武，便破格提拔其为大将，领十营军马，德胜门神机营那一仗，就是石亨领兵打的，战后他被封侯爵，世代承袭。
这本是好事，石亨也挺高兴，为了表达对于谦的感念之情，他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做官，实际上，他这么做无非是一个“礼尚往来”之举，你照顾我当了侯爵，我自然照顾你儿子当朝廷大员，官场上古今中外，均如是也，正所谓官官相护，才能把关系纠结不清，从而使关系网更牢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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